在中国历史上，民团是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地主武装。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清朝政府曾任命湖南、山东等十省在籍官僚四十多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大力举办地主团练。一八五三年二月，山东巡抚李□令通省办团。九月，巡抚张亮基刊发并村结寨团练章程，令州县官绅抽丁训练。于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士绅，为了保护切身利益，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积极组织一方之“良”，以除一方之“莠”。一八九八年山东巡抚张汝梅所说“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以前，原为保卫身家，防御盗贼起见”的“乡团”，正是这种地主武装。即使其中曾有命名为“义和团”者，亦与农民结社毫不相干。不过，又要看到，由于通过办团，各地官绅“借以敛费”，“从而分肥”，（《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二。《派宋梦兰办皖南团练折》。）造成广大农民实际负担陡然加重。其中山东济南等地，“以团费为名，借捐抑勒，扰害地方，”（《穆宗实录》卷十三，页52）更不逊色。因而，自办民团以来，即有“不逞之徒，藉称练勇，私相结聚，动辄纠众抗粮，围城滋事。”（《穆宗实录》卷二十一，页55。）清朝官府便将这类民团称为“伪团”或“黑团”，实行武力镇压或强勒解散。这又说明，民团组织亦非铁板一块，有些甚至转变到封建统治者的对立面。

　　十九世纪末叶，在全国又出现了一个举办民团的热潮。

　　首倡者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张既练重兵，又办民团，以实现国家富强。康有为上书皇帝，“请令各行省二十丁而抽一，除官人及士人外，年自十八至四十，皆列尺籍，以为团兵，以五年选为战兵，余留团，有事则调遣。无事则归耕，岁月之暇，随营训练，统以绅士，给以军械，每月三操，终岁大校，命中者，赏以功牌。中国民籍四万万，可以得三千万有勇知方之民团。”（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二册，页170；74。）在当时，维新派要求举办民团，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无疑是进步的。虽然亦含有“靖内乱”之意，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对于举办民团也在百日维新期间突然热心起来。载□不愿当亡国之君，注重整军经武，在“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著”的大前提下，极力支持各级官吏请“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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