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拙文《戊戌维新运动性质新探》。《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这里不再赘述。1900年之际，孙中山虽已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并开始了反清斗争。但此时孙中山依靠的力量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他们毕竟不同于植根于中国大地上的资本家。而此时的国内资产阶级尚在形成过程中。孙中山此际在国内进行反清起义，依靠的是会党，且以“革命排满”为号召。也正是在1900年之际，孙中山曾谋与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策划两广独立。种种事实表明，义和团运动期间，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斗争还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更不能由此证明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综合考察历史实际，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开始登上中国*舞台，起码迟至1905年前后．只有在1905年前后，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开始酝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是在1905年前后，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进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运动。
由此，我认为，义和团运动作为世纪转换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人民进行的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民族自卫救亡运动；同时期的其他任何阶级或任何*集团，都没有干出比义和团更伟大的业绩来。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分别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不同性质的进步运动；三次运动是承前启后的，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运动。在这三次运动中，义和团运动最鲜明地揭示了近代中国“反帝”的时代主题。
诚然，义和团运动毕竟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先进思想指导的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致命的弱点，如以“扶清灭洋”口号为号召，采取笼统排外的措举，等等。对此，我们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评说义和团运动的消极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绝不能苛求义和团的英雄们，更不能抓住其某些缺点、弱点，而否定整个义和团运动。这一点革命导师列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列宁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义和团是“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时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全集》第四卷，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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