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被清政府用来镇压诸如白莲教等反清组织。这方面的情况，华芳氏在《庚子记事》中有较多记载。如，7月17日记载中称：“有抄手胡同等处义和团，由永定门城厢获白莲教匪一百余人”，“均解送步军统领衙门审讯”；(《庚子记事》，第23页。)7月20日记载中称：“今日义和团又获白莲教党三十余人，送交提督衙门归案审讯”；(《庚子记事》，第24页。)7月29日记载中称：“菜市口杀前获之白莲教男女七十余人，内有伪皇帝、皇后、东西宫、军师、提督等名。保护法场押送囚车皆义和团，约数千人”；(《庚子记事》，第26页。)7月31日记载中称：“菜市口杀白莲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大半皆乡间愚民、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嚎痛之声，惨不忍言。其中怨不无冤屈，诚义和团之大孽也。”(《庚子记事》，第27页。)等等。
京师“奉旨”义和团主要干了上述二方面事情。这些事是“奉旨”而行的。
写到这里，有三点必须说明的：一、“奉旨”义和团在全国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只占少数。清政府宣战后宣布义和团是“合法”组织，“合法”的义和团绝不等于“奉旨”义和团；二，“奉旨”义和团一定程度成为慈禧太后御用工具，仅仅是京师地，其他地方虽也有“奉旨”义和团，但清政府对其控制远不如京师的“奉旨”义和团；三，京师“奉旨”义和团所做事情中，有的事与非奉旨义和团所做的相类似，如攻打教堂等，因此京师“奉旨”义和团某些行动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打击外国侵略势力的作用，也有助于全国规模的反帝声势的形成和高涨。
北京失陷以后，慈禧太后伙逃往西安，原“奉旨”义和团成为清政府及帝国主义列强共同镇压的对象。这时，“奉旨”义和团重新回归到义和团行列，成为“扫清灭洋”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把“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义和团区分开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以往论者把两者混在一起，因此，出现难以信服的分析。例如、为了不给义和团反帝斗争运动“抹黑”，把“奉旨”义和团参与围攻使馆亦称作“反帝”斗争；为了不给义和团运动“抹黑”，对“奉旨”义和团镇压白莲教等一系列事实，千方百计地论证被镇压的是，“假”白莲教徒。(戚其章：《关于义和国运动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4期。)依我看，只要把“奉旨”义和团的行动从义和团运动区别开来，就不会作上述难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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