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义和团史料》上,第18页。),等等,深刻反映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所在。
“奉旨”义和团虽然是由自发的义和团转化而来,其基本队伍与义和团相似,但是,它的出现,完全是慈禧太后、载漪一伙追求私利所需要的产物。由于列强不支持慈禧太后、载漪的“废帝立储”*计划,又误传列强“勒令西太后归政”,这就极大地触怒了慈禧太后,她感到“洋人欺负(侮)太狠了”,大发雷霆地叫嚷:“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慈禧太后在一怒之下,竟以国运为*注,向列强“宣战”,表示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义和团史料》上,第161页。)
慈禧太后与列强“一决雌雄”,除依靠武卫军为主体的正规军以外,还把希望寄托在有“法术”的义和团身上。于是,从1900年6月起,开始“招抚”义和团。由此而产生的“奉旨”义和团,部分地充任了清政府正规军的职能。“奉旨”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慈禧太后、载漪一伙的*工具。
1900年6月中旬,慈禧太后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超前往涿州、良乡等地查访义和团,了解义和团众是否真有“刀枪不入”的“法术”。6月16日,由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根据刚毅等人查访提供的情况,提出了义和团“法术可恃”的看法。针对主和派所说的“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的言论,慈禧太后严厉责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义和团》第一册,第47—48页。)显然,慈禧太后之所以“招抚”义和团,完全是建立在相信义和团有“法术”的基础上,当天,慈禧太后即责成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45页。)
在慈禧太后的团民“法术可恃”思想的指导下,主战派大量招引义和团进京。至20日宣战前夕,在京师的义和团已“不下数万”。(《庚子记事》,第15页。)当然,京师数万义和团并不等于全是“奉旨”义和团。在京师的义和团仍有“奉旨”与“非奉旨”之分。
“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义和团的主要区别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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