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借助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讧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仍着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冒充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驱逐净尽。”(《庚子记事》，第19页。)载勋等人根据慈禧太后“严加约束”义和团民的谕旨，即“与京外各团申明约束，刊发团规。”(《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92页。)7月上旬，载勋等人正式刊发《团规》十款。(转引自《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第326页。)
由于自发的义和团与慈禧太后为首的主战派在“排外”思想方面有某些相通之处，又由于挂号报到后的义和团众能领到官方部分军需饷械，因此，京师地区的“奉旨”义和团在数量上不是少数；又由于京师“奉旨”义和团在载勋等人的直接管束下，因此，他们的行动基本上置于慈禧太后一伙人的控制之下，充当了慈禧太后一伙的御用军事力量。
自6月中下旬起至8月中旬，京师“奉旨义和团主要做了三方面事情：
第一，配合清政府的正规军——荣禄直接统率的武卫中军和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即甘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前后长达56天，“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多有伤亡。”(《义和团》第一册，第16页。)由于担任围攻使馆的指挥荣禄从一开始就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因此，自25日起，“奉旨”义和团络绎调离东交民巷，至7月中旬，围攻使馆者“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义和团》第二册第301页。)围攻西什库教堂至8月16日结束，前后长达63天，中国军队及“奉旨”义和团死伤无数，仅最后一天，官兵及团众死800人。(李林：《拳祸记》下，第27页。)
第二，充当京师的警卫部队，担负京师各城门及清政府各衙门的守卫工作。据华芳氏所撰的《庚子记事》所记载称：“京城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驻守。比如某处一团，即在某一处屯札。日间插旗摆械，盘诘行人；夜间灯烛辉煌，分班值宿，亦甚威严。”(《庚子记事》，第20页。)为保证担任警卫团民的素质，载勋专令团首持令旗赴京南一带招募精于技艺的团民三千人，以供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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