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这里受到什么启发呢？韩愈[注: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在《原道》篇里说：“仁与义为定名[注: 定名 拼音： 解释： 确定名称；命名（不用于人）：这个连队被～为爱民模范连。-dingming]，道与德为虚位。”[20] 儒、道两家都在讲“道”与“德”，假定古代有儒家、道家两个学者在争论“道”与“德”的问题，他们当然都知[注: 都知是宋代宦官官名。-douzhi]道对方所说的“道”和“德”是什么意思的，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这说明观念上是可理解、可解释的，这就是可对应性。但是我们明明知道这两家对“道”与“德”的理解是不同的，这就是非等同性。

    我们现在谈到马克思的“practice”这个观念，用中国儒家所固有的“实践”观念去翻译它，就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可对应性和非等同性。儒家所讲的“实践”和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不同的，有很大的实质内容上的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又是相通的、可以互相理解的。它们在观念的系统中处于相对应的“位”上，这就说明它们之间具有相通性，是可以打通的。

    我很想给大家讲一讲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因为你们从小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讲的“实践”，可能并不是马克思原来的那个意思。我们川大哲学系新生入学，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们进行“格式化”，把他们以前学的那些观念全部“清空”，然后“重装系统”。（众笑）其实，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有一些进展，他们的要领就是重新阐释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和我所讲的“生活”观念，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前面提到的那个朋友才会说我的生活儒学有点像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其实也就是“儒学化”。

    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念一旦运用到历史领域，那就是针对具体问题的了。比如，他会花毕生精力去研究《资本论》，因为他是有很现实关怀的人，要做一个“掘墓人”的工作，那么，当他谈具体的问题时，他的“实践”观念就变成了一个很具体的“劳动”、“生产”的观念。用一种“物质生产”的观念来说明一切，这显然是狭隘的，生活恐怕远远不止于物质生产。比如像我们在座的诸位老师、同学，几乎都不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物质生产，因此在“文革”极“左”的时代被视为“寄生虫”、“不劳而获者”，呵呵！殊不知，你们所付出的劳动更复杂。所以，这么一种思想观念，是有它的偏颇之处的。我所说的“生活”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它们有相通之处。

    这个相通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社会存在，这是首要的；然后人们才可能去改变这个社会存在。我的生活儒学有若干核心命题，其中有一个命题是：生活的本源结构就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是说：你首先要尊重生活，因为是生活给出了你、而不是相反，然后你才可能获得自己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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