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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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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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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滋生的土壤。
“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经神绝业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闰六月，三十重度，时(春秋释例)成，题四章示诸生》中的这几句诗正道出了刘逢禄以复兴公羊绝学为己任，接续董仲舒和何休统绪的心声。
刘逢禄在《释例》中说：“何氏生东汉之季，独能巢括两家(董仲舒、胡毋生)，使就绳墨，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惜其说未究于世，故竟其余绪，为成学治经者正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公羊义例的集大成之作，构建起了公羊学理论体系，但受文体所限，却只能随文夹注，所有义例都散见于注文之中。而何休所撰《春秋文谥例》又已失传。因此，公羊学虽以“义例”说《春秋》闻名，但却一直缺乏系统的总结性的归纳，以致后世对公羊义例多有误解和争议。刘逢禄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复兴公羊学，必须解决这一瓶颈问题。而在清代公羊学序幕初揭之时，孔广森作《公羊通义》，又否定何休“黜周王鲁”之说，别立“三科九旨”，自乱公羊家法，于是解决这一问题显得尤为急迫。所以，刘逢禄要“寻其条贯，正其统纪”，用力十余年，“为《释例》三十篇”，第一次系统归纳了公羊学繁杂的义例，为清代公羊学日后的辉煌发展铺平了道路。
三 立足于社会变革的公羊义
杨向奎先生说，刘逢禄出而公羊学的局面为之一变。在刘逢禄之前，清代公羊学已出现了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和孔广森的《公羊通义》等专门著作，但只有刘逢禄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才被称为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因为只有到了刘逢禄这里，才是真正坚守公羊家法，才算是真正接上了董仲舒、胡毋生至何休一脉相承的公羊统绪。刘逢禄的公羊学正是在力申董、何之说的基础上，阐述自己之经说及对时局之主张，他对公羊学的全面阐发及适度的改造，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
公羊家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认为这是孔子作《春秋》的基本原则。“三科九旨”，何休认为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徐彦《公羊义疏》又提到宋衷之说：“案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通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宋衷所说“三科”与何休“三科”并无矛盾，“张三世”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通三统”就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异外内”就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只是顺序有所调整。差别在于何休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即“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而宋衷则别立“九旨”。
刘逢禄洞悉“三科九旨”是公羊学的精髓，他明确宣称：“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尚奚微言之与有?”他批评孔广森“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将公羊义例归纳为三十例，其首三例为“张三世例”、“通三统例”、“内外例”，即将“三科”置于首位，准确地抓住了公羊学的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可以说，“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就是刘逢禄公羊学最为重视的内容。但他似乎有意淡化“九旨”，《释例》中甚至没有出现“九旨”的字样。直至晚年，刘逢禄才有以“时、日、月，爵、氏、名字，褒、讥、贬绝”为“九旨”之说，虽不同于何休，但亦属汉儒之旧传。刘逢禄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已经失去了“康乾盛世”的光环，正在逐步走向衰落。嘉庆皇帝接手的其实只是一个徒有大帝国外表的空架子，君主专制制度末世的乱象已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刘逢禄看到的正是风雨来临前夜的清朝，他身后十一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相较“康乾盛世”的盛景，嘉道时期臣民的失落感是可以想见的。刘逢禄敏锐地觉察到了隐伏的危机，作为一名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和朝廷官员，挽救衰落中的大清王朝在他心目中是责无旁贷的。他的心态与何休当年那种“衰世救失”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因此，“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的排列固然是刘逢禄对宋衷之说的一种赞同，更是他针对时局所做的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他暂时回避了“九旨”，以免陷入相对次要的书法纷争。他急切要做的是从公羊大义中揭示治乱兴衰的规律，寻找起衰救弊的途径。
刘逢禄述“张三世”曰：
《春秋》缘礼义以致太平，用《坤乾》之义以述殷道，用《夏时》之等以观夏道。等之不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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