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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时间:2009-7-24 13:44:16  来源:不详
虞氏,治《诗》主齐、鲁、韩三家等。他说:“尝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氏,《书》则欧阳、大、小夏侯氏,《诗》则齐、鲁、韩氏。《礼》则大、小戴氏,《春秋》则公羊、颜、严氏,《谷梁》江氏,皆今文家学。而晚出之号古文者,十不与一。夫何家法区别之严若是,岂非今学之师承,远胜古学之凿空?非若《左氏》不传《春秋》,逸《书》、逸《礼》绝无师说,费氏《易》无章句,《毛诗》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传罕大义,非亲见古序有师法之言与!”。他认为,今文经学诸家早在西汉已立于学官,各守家法,皆有师承;而古文经学晚出,去孔圣远,既无师说,又不明大义。显然,今文经学远比古文经学要正统得多,古文经学实不足取。刘逢禄固守今文藩篱,主张严守家法,排斥古文而力倡今文,从而鲜明地高举起今文经学的大旗。
  乾嘉汉学本以古文经学为学术渊源。刘逢禄将公羊学奉为汉学之正统,沿着汉学家的路线捧出了公羊学,以考据学的形式和话语将今文经学带回人们的视野中,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粒石子,漾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涟漪。他进而发动对古文经学的攻击,重新引发了今古文之争,终使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的主流,改变了晚清学术局面,余波直至民国仍不平息。因此,刘逢禄被梁启超称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
  刘逢禄对古文经学的宣战是从攻击《左传》开始的。《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镇,但自汉后,学者于《春秋》三传之中多尊《左传》而抑《公羊传》,以乾嘉学者之学术倾向更是以为《左传》记事翔实远胜《公羊》空言无据。因此,要树立公羊学汉学正统的形象,进一步复兴公羊学,只在内部整顿提升公羊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廓清外部阻障,必须打倒《左传》。
  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中,刘逢禄已经开始了对《左传》的质疑,提出了“刘歆之徒,增饰《左氏》”的观点。当然,这个时候刘逢禄还没有全盘否定古文经学,至少还承认“《诗》毛氏”、“《礼》郑氏”“有义例可说”,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清代公羊学的发展,今古文壁垒才越发森严起来。真正对《左传》的展开全面清理,对古文经学全面开火,则是从七年后(1812年)著《左氏春秋考证》开始的。
  《左氏春秋考证》搜罗《左传》及《史记》、《汉书》、《经典释文》等书中的例证,来证明《左传》之伪。刘逢禄认为,世上本没有一本叫《春秋左氏传》的书,其本当称为《左氏春秋》,作者是战国时失明的左丘明,而非与孔子同时、“好恶与圣人同”的左丘明。这部《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乃是诸子之书,并非解经之书,与《春秋》本无关系,是经刘歆等古文家改编附益,“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方冒名《春秋左氏传》。东汉以后又以讹传讹,于是《左传》之称通行天下。
  《春秋左氏传》与《左氏春秋》看起来只是名称有一些变化,事实上二者差别极大,前者乃传《春秋》之书,是经书,而后者却只是诸子书,这样刘逢禄一下就将《左传》贬出了儒家经典的行列。刘逢禄还在《左氏春秋考证》找出了许多刘歆“缘饰《左氏春秋》以售其伪”的地方。《左传》不传圣人,又经后人窜改,价值显然无法与孔门正传的《公羊传》相提并论。
  刘逢禄之刘歆伪造《左传》说影响很大,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证伪浪潮,梁启超说:“自刘书出而《左传》真伪成问题,自魏(魏源)出而《毛诗》真伪成问题,自邵(邵懿辰)书出而《逸礼》真伪成问题。……初时诸家不过各取一书为局部的研究而已,既而寻其系统。……于是将两汉今古文之全案,重提覆勘,则康有为其人也。”自刘逢禄开其端,清代公羊家展开了对古文经的证伪工作,至康有为终于对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算,几乎所有的古文经都成了刘歆伪造的了。
  刘逢禄还接过一千多年前何休与郑玄的笔墨官司,针对郑玄的《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撰写了《箴膏肓论评》、《发墨守评》、《谷梁废疾申何》,对郑玄之说一一作了驳斥。他还指责郑玄“笺毛,箴何,注《易》、《书》,多舛驳不可从”。此外,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周礼》,也被刘逢禄说成是“战国阴谋渎乱不验之书”。他指出“《周官》、《左氏》同出刘歆”,并批评郑玄“不通《春秋》而信之笃,过矣”。像对待《左传》一样,他也坚持以《周官》来称《周礼》,否认《周礼》的经典性质。非《左传》、贬《周礼》,批刘歆、驳郑玄,刘逢禄大胆地对古文经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动摇了古文经学在当时绝对权威。
  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并不是汉代学派之争的简单复制。清代今文经学的重现,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必然要求。儒家思想的本源在于儒家经典,其发展是以不断对经典做出新的诠释而展开的。宋明理学注重义理的发挥,而不注重经典章句,朱熹说:“借经以通乎理尔,理得,则无俟乎经。”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至,其弊端愈显,不免陷于“游谈无根”,从而使其对经典的解释力下降。为了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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