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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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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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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来说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王者时宪，咸与维新”，因时改定制度，消除社会弊端，进行政治上的改良，推动清王朝的统治走出衰败，回复盛世景况是刘逢禄内心的呼唤。
当然，刘逢禄也深知改变清王朝江河日下的趋势谈何容易，但他坚信只要在现实政治中落实《春秋》之法，拨乱见治是完全可能的。他说：“明《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则经制定而统纪一，虽有淫骄之主，而无鱼烂之祸。”这里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刘逢禄所能想见的太平盛世，仍然只是传统儒生所念念不忘的“三代之治”，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变则必反其本”、“文质必再而复”，没能摆脱循环论的窠臼。不过，我们也不难发现，刘逢禄这里显露出了对制度的推崇。儒家一直呼唤明君政治，而刘逢禄提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君主的作用是次要，这不能不说是政治理念的一大进步。这也启发晚清的公羊学者积极进行新制度的设计。
“通三统”之义中，还有一个公羊家非常奇特的理论，就是“王鲁”，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而王于鲁。这个理论也是公羊学最受人诟病的理论，孔广森也明确反对。但“王鲁”却又是公羊学的基石，因为没有“王鲁”，《春秋》新王则无所托，新周、故宋也就没有了意义，“通三统”也就站不住了。同时“王鲁”也与“异内外”紧密相关，没有“王鲁”，所谓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也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刘逢禄极力维护“王鲁”：
王鲁者，即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为讬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后圣，何以必乎鲁?曰：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以为京师，张治本也。
刘逢禄说明了为什么要“讬王于鲁”，解释了“王鲁”既不是史实，也不是孔子真要以鲁继周，只是借鲁表达理想的一种“张法”而已。他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春秋》者，火也。鲁与天王、诸侯皆薪蒸之属，可以宣火之明，而无与于火之德也。”鲁只是点燃《春秋》之火的薪柴，薪柴本身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只是工具，火才是目的，《春秋》大义才是最关键的。进而他也通过论证“王鲁”，强调了孔子“制新王之法”，强化了《春秋》之制为万世法之说。
对刘逢禄来说，“异内外”和“通三统”一样，都是推动社会由乱而治的法宝，但“通三统”更强调一种方法，而“异内外”则更强调一种步骤。他说：
昔文王系《易》，著君德于乾二，辞与五同，言以下而升上，以内而及外也。夫子赞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有旨哉!慎言行，辨邪正，著诚去伪，皆所以自治也。由是以善世，则合内外之道也。至于“德博而化”而君道成，《春秋》所谓“大一统”也。夫治乱之道，非可一言而尽。《易》变动不居，由一阴一阳而穷天地之变，同归于乾元用九，以见天则。《春秋》推见至隐，举内包外，以治纤芥之慝，亦归于元始，正本以理万事，故平天下在诚意，未闻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春秋》之化极于凡有血气之伦，神灵应而嘉祥见，深探其本，皆穷理尽性之所致。为治平者，反身以存诚，强恕以求仁而已矣。
所谓“异内外”不是一种状态，而是“由内及外”、“举内包外”，一种“先自近者始”的拨乱步骤和过程，具体说就是“欲攘蛮，先正诸夏；欲正诸夏，先正京师。欲正士庶，先正大夫；欲正大夫，先正诸侯；欲正诸侯，先正天子”，随着“三世”递嬗，不断扩大王化治理范围，最终“合内外之道”，实现天下一统。与汉代公羊先师相较，刘逢禄这段话“有很明显的受宋明理学影响的痕迹”，更为强调个人的修身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为“异内外”融入了更多新义。这也包含了一种治乱兴衰人人有责的意味。“内外”问题的另一层涵义是华夷问题。公羊学以文化进步程度而非种族或地域来区分“诸夏”和“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与这种显具平等色彩的民族观相适应，公羊学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依“三世”进程，不断扩展先进文明覆盖的范围，推动民族的融合，最终实现天下一家。
刘逢禄另立《十七诸侯终始表》(分《大国卒葬表》、《小国进黜表》、《秦楚吴进黜表》)以阐述“异内外”的华夷问题。他深发公羊学“进夷狄”的思想：
余览《春秋》进黜吴、楚之末，未尝不叹圣人驭外之意至深且密也。……圣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运而反之于礼义，所以财成辅相天地之道，而不过乎物，故于楚庄、秦穆之贤而予之，卒以为中国无桓、文，则久归之矣，何待定、哀之末而后京师楚哉?于吴光之败陈、许，几以中国听之，慨然深思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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