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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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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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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中国亦新夷狄也。……故观于《诗》、《书》，知代周者秦，而周法之坏，虽圣人不可复也。观于《春秋》知天之以吴、楚狎主中国，而进黜之义，虽百世不可易也。张三国以治百世，圣人忧患之心亦有乐乎此也。
嘉道之时，满汉民族问题虽然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但农民起义却还是经常以此为旗号，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对统治阶层而言仍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刘逢禄认为，秦、吴、楚三国本属夷狄，皆因行进德修而圣人许之交替进主中国，而秦甚至代周而立。圣人特借此三国，以表明“夷狄可进为中国，中国可退为夷狄”是行之百世之法。由此，满清入主中国自然也是早有先例，亦是完全符合孔圣之义的。刘逢禄此说当然是为巩固清王朝统治服务的，但这种提倡民族融合的理论也是符合社会历史需要的，自有其进步意义。而且，刘逢禄在合法化了清朝的统治的同时，也把清朝纳入了孔子制定的《春秋》万世之法中，这样清朝也就不能自外于“三世”、“三统”、“内外”的发展进程，应当及时改制，革除弊政，由天子自正己身始而渐及百姓，由京师治平始而渐推天下，实现拨乱、升平而至太平的发展。
清代公羊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公羊学统摄群经，这也是始自刘逢禄。刘逢禄提出，“不明《春秋》不可与言五经，《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他以为诸经之中皆有《春秋》大义，因此博引《诗》、《书》、《礼》、《易》等经典以证公羊学，如前述以诸经证“张三世”等，另如以《诗》、《易》证“通三统”：
《诗》之言三正者多矣，而尤莫着于三《颂》。夫子既降《王》为《风》，而次之《邶》、《墉》之后，言商、周之既亡，终之以三《颂》，非新周、故宋、以《鲁颂》当夏而为新王之明征乎?夫既以《鲁颂》当新王，而次之周后，复以《商颂》次鲁，而明继夏者殷，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者乎?
《春秋》之义，固上贯二帝三王，而下治万世者也。文王虽受命称王，而于系《易》，犹以庖牺正《乾》五之位，而谦居三公。《晋》、《明夷》、《升》三卦，言受祖得民，而伐罪也。《临》商正，言改正朔也。夫文王道未洽于天下，而系《易》以见忧患万世之心，《春秋》象之。
这种以他经证公羊义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以公羊义说他经的过程。他还专门著有《论语述何》一书，以公羊义解释论语，如解“近者悦，远者来”：“《春秋》大一统，必自近者始，此有义也”，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如循环也，故王者必通三通”。实开清代公羊家以公羊义注群经之先河。
刘逢禄为公羊学张大其军，使公羊学异军突起，影响与日俱增，终于实现了在清代的全面复兴。他继承发扬了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说，但又没有一味照搬，而是根据时代需要作了不少新的发挥。他虽然推崇何休之至，但在《释例》中对何休的不足和错误，他亦不加曲护，如《娶归终始例》中指“何氏依汉制以为得礼，非也”，“张三世例”中指“董子《观德篇》云‘稻之会先内卫’，《奉本篇》云‘诸侯伐哀者皆言我’，俱胜何氏注义”等，亦可见其学术品格。
刘逢禄虽然没有像晚清公羊家如康有为那样，以公羊学为理论武器，投身于政治运动中。但他也绝非埋头书本之经生，他的公羊学也是联系现实，有为政治理想服务的一面。在《释例·褒例》中，刘逢禄有一段话：“今小民有罪，则能以法治之，有善则不能赏，而爵禄所及，未必非有文无行之士，是以贤、不肖混淆，而无所惩劝。是宜修《春秋》举贤之制，而唐宋以来，试士之法以次渐改，则朝廷多伏节死义之臣，而闾巷多砥行立名之士。斯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之要道也。”讥切时病，倡言改制，跃然纸上。
此外，《释例》中多次出现“若今”字样，以清制比附《公羊传》及何注，足可见刘逢禄联系现实之迫切，已不欲掩藏。这些“若今”之语，后来在《释例》收入《清经解》时都消失了，可能是编者惧怕文祸而删。
四 重启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经学在汉代曾有过长期的论争，东汉末年，由于郑玄整合今古的努力以及今文经学的衰落，今古文之争遂偃旗息鼓。随着经学关注问题的转变，以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今古文经学之争也就一直尘封在历史之中。
千年之后，重新掀起今古文之争的正是刘逢禄。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开山祖师，但他只推重公羊学而治学却不分汉、宋，亦不分今、古。庄述祖也同样是今古文兼讲。只有到了刘逢禄这里，才是治经专主今文，且不仅限于《公羊传》，而是遍及诸经，如治《易》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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