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建州、海西女真的南迁，女真人和汉人间的接近和交往就日益频繁起来。越是接近辽东汉人聚居区，这种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就越加频繁。最终与汉人只是隔墙(指明辽东边墙)毗邻。一堵败垣，隔不断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向，许多汉人或因逃亡、或被掳掠流落到女真各部；同时，女真各部也有许多女真人纷纷要求移居辽东以至京师及关内各地。明中叶以后，辽东边墙内外已形成南北人口对流的运动，汉人和女真人更加广泛的错居杂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整个“白山黑水”之间、辽河平原上下，以至广阔的东北大地已成为一座民族渗透的大熔炉。满族共同体就是在不同民族间互相渗透中凝聚、形成、发展和不断扩大的。

自明初开始，就有不少汉人逃亡到女真各部。这些人或系“避差操罪犯逃窜者”⑤，或为生活所迫越边谋生者。因为明代的差役本来就十分繁重，“卫所丁差有边夫、局夫、垛军、买马等项，事繁差重”⑥，加上“辽东近城各卫膏腴田地多被卫所官员富豪占(据)”，而卫所军官“多不恤军士，侵克月粮”⑦。如此肆意盘剥、鱼肉军丁的结果，使军丁、舍余或零散或成批地逃到女真各部。宣德年间，军卒“畏避屯戎，潜奔虏营”多有发生。明宣宗派遣官吏率军卒去松花江造船运粮，因为距内地太远，物资转输十分困难，加之军吏的肆虐，军丁不堪其苦，结果“逃入海西诸部者，已有五百余人”⑧正统年间，辽东人马把连等三十八户越边到建州女真地区谋生，明政府派人前去追索，“把连等皆匿海西，准取回阿刺孙等十三户八十人”⑨。此其荦荦大者。零散逃亡者不可胜计，如永乐年间就有不甘军吏欺压的“军卒二人，逃到海西二十余年” ⑩。因犯罪逃亡者，如天顺年间辽东汉人刘八当哈“因盗马事露畏罪奔建州”（11）。上述情况说明，明前、中期越边逃亡到海西、建州的辽东人已不在少数。

到了明代后期朝廷日益腐败，宦官擅权舞弊，税监充斥各地，骚扰地方。“辽左群奸互构、税监庇恶匿赃”（12），以致辽民怨声载道。继之又“雨水风虫、相继为灾”（13），屯田制度日渐堕毁，以致辽东“刍粟空竭，人马倒死相枕藉”（14），天灾人祸逼得辽东广大军民走投无路“至欲顺虏逃生”（15），甚至有些辽民“则宁归建酋(即建州女真)，不愿归于中国(即明朝)”（16）。而当时女真一方却又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建州女真自努尔哈赤兴起之后，十分注意招徕汉人，“以民(指汉人)为奇货而潜招之”（17），致使“惧罪脱逃之人，俱以奴寨为窟穴”（18），努尔哈赤并“特筑一城居之，号曰蛮子城”（19）。努尔哈赤入居辽东之前，宽待、招徕汉人的政策，对明代辽东的边防起了销蚀和瓦解作用。致有“合营男妇数千北走”（20），欲逃往建州女真。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等将辽东周边部分屯堡后撤时，原住辽东边地“鸦鹘关外，鸭绿江以西，宽奠以东”（21）一带的汉人中，“强壮之人大半逃入建州”（22），万历年间辽东督抚梁梦龙承认“自灾虏频仍，军民逃亡者半，而边吏张涛已看出“建州富殖，辽人久为所有”（24），致使当时的巡抚山东御史翟风坤不得不发出“我辽民以役重差烦，至于无可奈何，愿随之(指女真)去，将来之忧方大耳”（25）的感叹。

除了越边逃亡而移居女真的辽东汉人外，女真各部还掳掠了大量的辽东军民。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女真贵族需要补充大量的劳动力，辽东汉人就成为其主要来源。他们或系女真人入境抢掠所掳，或系“境外多物产，如貂皮、人参、材木、鱼鲜之类，人(指汉人)图其利，往往越境而取之”（26）以致被掳。据亲自到过女真入居住区的朝鲜人说：“野人(指女真人)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27）除掳掠一般“边氓”而外，也掳掠辽东“军丁以为奴仆”（28）。可见当时女真各部掳掠汉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且就其数量来说也是很惊人的。仅以建州女真为例，见诸中、朝两国官方史乘《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记载，自1422年(永乐二十年)到1451年(景泰三年)，其间约30年，自建州女真脱逃到朝鲜，再由朝鲜政府转解而回的辽东人累计达1003人（29）；自建州女真直接“刷还”回辽东的累计达368人（30）；明廷派遣官员直接追索回566人（31）；总计被掳而回1937人。其中不排除有少量的其他民族人，但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当时建州三卫女真“(李)满住(建州卫)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充尚(即童仑建州左卫)、甫下吐(即不花秃、建州右卫)管下共六百户”（32），累计共2300户。以2300户的建州三卫仅30年间就从中脱逃出被掳辽东人近2000人，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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