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汉人学习和使用了女真语，但是汉人带去的丰富的汉语词汇，必然也丰富和充实到女真语中。正如已故著名清史专家孟森先生所说：“建州早习华风，所用名词，多为汉语。”（132）事实上，当时女真人中有不少由于朝贡和贸易等关系而熟悉和通晓汉语的人。他们长期来往于汉区，带去了汉语中丰富的词汇。建州右卫首领王杲由于经常来往辽东汉区，所以能“解汉语言、文字”（133）。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副将马臣，一般将官佟羊才等亦因“年年进贡天朝，惯解汉语”（134）。特别是努尔哈赤本人，由于屡次进入京师和辽东关市，他不仅十分熟悉汉语，而且还阅读一些汉文书籍。就是他们和流落在女真地区的汉族人民一起用汉语丰富和改造了女真语言。后来在女真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满语中，保存了许多满、汉文同音同义的词语，从穿的布，吃的秫(高梁)，到住的宫、楼，行的船、桥等等满汉文都同音同义，这就是满汉两族人民长期共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结果。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由于杂居通婚，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淘汰落后习俗，保留文明的习俗。许多风俗习惯是与当时的经济生活直接相联系的。女真人的窄袖束腰的服饰，就是适应于骑马射猎的需要。汉人到女真地区以后，逐渐适应了女真的习俗，也穿女真服装。从女真习惯剃发。汉人妇女原来缠脚，而女真人是禁止妇女缠脚的。从居住的房舍来说，明初处于迁徙中的女真人，往往不筑坚固的房舍。而明中期以后，局部定居时，就不一样了。据朝鲜人达生描述明弘治年间女真人的房舍说：“其作室之形，一梁通四、五间，如僧舍，以大铜釜排置左右，一釜炊饭而食，一釜用秕糠作粥以养马。”（135）且“胡家(此处指女真人)于房上及四面，并以粘泥厚涂”（136）。显然，房屋的结构和样式都是仿造辽东汉人的。甚至今天的东北农村，这种样式和结构的房屋还是十分普遍的。当时的朝鲜北征副元帅李季同就已指出这点，“一梁之室，其制与唐人屋舍相似。此则兀狄哈昔时抢掳开原之人，男婚女嫁，累代而居，故其屋舍之制如此”（137）。女真人的祭祀杀牲，焚香敬神的习俗几乎与汉人一样，女真人亦把“于前庭设高足床(桌子)、焚香”（138），当做十分虔诚和尊重的礼节。努尔哈赤建后金以后，实行五日一朝制。逢朝见日，亦令“当天设案焚香”（139），以示虔诚。满语中的香与汉语同音同义，显然是由汉区传来。当时辽东开原有“关王庙”（140），后金建元后，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城内也仿建有关帝庙、魁星楼等，并“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141）。此外，“凡祭祀明堂诸礼仪，皆尚右。祭神仪、神位东向者为尊，其余昭穆分列”（142）。显然，这是沿袭我国古代的礼仪制度的结果。重大的举措都要谒庙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1617年(天命二年)劫掠抚顺前，“上(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及统军诸将，鸣鼓奏乐，谒堂子而行”（143）。《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齐实录》记出兵抚顺之日“谒玉帝庙”（144）。可见女真人的“堂子”就是汉语中的庙堂。这一习俗在汉民中，也是长期存在过的。此外，女真人过去由于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往往“臭秽不洁”（145），但到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入居辽东之际时，女真人已十分讲究服饰，清太祖努尔哈赤还因此责斥部属说：“愚暗之夫……所修治者宴会时服饰，此与妇人何异?”（146）由于女真和汉族人民之间互相吸收其长处，习俗也向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早在16世纪初，明臣卢琼在《东戍见闻录》中就已指出，建州女真“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此言未免言过其实，但至少说在习俗方面女真和汉族之间的差别在日渐缩小。从总的方面来说，女真人是吸收汉人的文明。而具体到被掳和逃亡在女真中的汉人，他们基本是服从女真人的习俗，这也是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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