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女真人的纺织技术也是在汉族人民的影响下不断发展起来的。男耕女织的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使得纺纱织布早已成为汉族妇女十分娴熟的传统手工工艺。那些逃亡、被掳的汉人妇女，首先把这一传统技术传播到女真人地区。尽管对于建州、毛怜女真人早有“善缉纺”（114）的记载，但毕竟仍旧是少量的和初步的，即使到了万历年间“女工所织只麻布”（115）。1578年(万历六年)的辽东关市“马市抽分”册中，已频繁出现了女真人出售麻布的记录（116）。但女真人真正开始“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117）那还是在1616年，即后金天命元年以后。即使在那时，据朝鲜人李民奂所见，“织绵刺绣则唐人所为也”（118）。可见汉人的纺织技术一直在女真人中传播着，它直接影响着女真人纺织技术的发展。

其他一些手工工艺，也是由于不少汉族工匠流落到女真地区而得以传播的。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通事河世国曾到过建州女真居住区，亲眼看到“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兄弟所住家舍，则瓦盖……别设楼阁之处，皆为瓦盖”，而从事建筑工艺的人中有“画员二名、瓦匠三名，则天朝(指明朝)命送之人”（119）。正是这些汉族工匠传播了“燔瓦”和构造瓦盖建筑的技术，并和女真工匠一起构筑了后金赫图阿拉城的主要建筑。满文的楼、宫和汉语的楼、宫既同音又同义，表明建州女真的楼阁宫室乃是女真和汉文化交流的结果。

由于女真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能够根据当地条件，不断吸取了汉人的先进的耕作和手工业技术，才进而使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女真人饲养牲畜，特别是饲养马匹的技术也在辽东各卫传播开来。总之，女真和汉族之间在生产技术和经济生活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

其二，互通婚媾。

在女真人和汉人的错居杂处过程中，由于互相婚媾，从而引起了血缘关系上的变化。

汉人和女真人互通婚媾在女真各部是普遍现象。不仅有汉人妇女嫁给女真男人，亦有汉人男子娶女真妇女为妻的。女真人掳掠辽东时，特别注重掳掠辽东汉人妇女，即去之后，或“作媳妇”，或“作妾”。也有一些贫困的汉人妇女迫于生活去女真地区谋生而嫁与女真人的，这就是女真人所说的“作妾而居者”（120）。1469年(成化五年)，被掳汉人弄今从女真中逃到朝鲜，女真人多良哈要求索还时说“我买弄今于火剌温兀狄哈，累年作妻率居。今乃逃来……乞还给”（121）；1484年(成化二十年)，被掳汉女三者逃来朝鲜：“自云愁升应巨(女真人)妻，因其夫出猎，逃来欲还本土(辽东)”（122）。1524年(嘉靖三年)  “野人(即女真人)高时下打厮役人童甫澄可(女真人)率其妻唐女出来于满蒲”（123）。至于女真妇女嫁于汉人男子的情况亦屡见不鲜。1446年(正统十一年)，被掳汉人舍吾将等人，从女真逃到朝鲜转返辽东时，舍吾将之妻系“野人之女，固有从夫之道”（124），也随舍吾将一起逃来；1465年(成化元年)逃来朝鲜的汉人卖土也是“以所弄介女子舍豆为妻”（125）；1544年(嘉靖二十三年)被掳汉人王昌逃到朝鲜，“王昌之妻于吕虽实胡女”（126）亦从夫逃来。万历年间，努尔哈赤亦曾将其侄女(其弟速尔哈赤之女)嫁与明辽东总兵李如柏。上述事实说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汉人和女真人通婚是屡见不鲜的。如果我们就汉人妇女嫁与女真人和女真妇女嫁与汉人两者作比较的话，由于各种社会因素，前者显然要远远多于后者。

大量汉人与女真人通婚的结果，那些新生的第二代，尽管他们的父母分别来自不同的民族，而他们的血管中流动的却是民族融合的血液。他们已是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面貌的新的一代女真人。

其三，语言和习俗的日趋一致。

那些被掳或逃亡的汉人由于长期生活在女真社会中，汉语就逐渐失去了其实际的应用意义。而女真语言则成为日常生活之必需。特别是那些童稚时代即被掳掠的汉人，由于“久居彼境(指女真人地区)，则语言日变，忘其本语，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