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对女真人的安置十分重视，一再指令地方有司妥为安置，依例“给衣服、彩巾、房屋、牛羊、食米、床榻、器皿等物”（69），并“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猎，岁给俸如其官”（70），据1417年(永乐十五年)辽东总兵官刘江奏“每年安乐，自在二州寄住挞官俸粮，岁月浩大”（71）。说明为了接待这些女真人，明廷确实不惜工本。此外，内迁辽东的女真各卫首领，明廷还“人给卫丁一名，愿出塞外探亲者听(便)”（72），并享有“例得免差”（73）的特权。明廷“待东宁卫人特厚，有军役人月给银五钱，粮二十斗，家有十人而一人从军，则余皆无役”（74）。明廷还“在辽阳自在州建学宫”（75）发展民族文化。甚至还有不少女真人被明廷任命为重要官吏，如海西女真人亦失哈，多次以明廷钦差太监的身份出使奴尔干都司及镇守辽东，是辽东地方最高军事官员之一，永宁寺碑上领衔题名第一人就是亦失哈。总之，种种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甚至一般汉人官吏都享受不到的特权，吸引着广大女真人，特别是女真各部的首领。

除明廷直接安排居住辽东诸卫的女真人外，还有一些女真人是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入居辽东的：(一)有不少沿边居住的女真人采取“取保寄住”（76）的办法长期定居于辽东；(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汉人家中佣工的名义长期居住辽东。建州女真王杲部与明廷绝市贡后，“当是时，杲所部诸酋皆以绝市贡故窘困，往孤山(系沿边明军驻守堡城之一)为雇工，庶自给。”（77）连部落首领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汉区为雇工，可见一般贫困女真人往汉区做雇工当为常事；(三)还有一种情况，即因部落战争失败而投奔汉区的。万历年间，海西女真王忠、王台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国附塞上袭冠带者为多”（78）。凡此种种，都说明女真人流入辽东汉区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此外，因为辽东是女真人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所以辽东的边关等地来往驻留或寄宿的女真人很多。当时女真人朝贡、贸易队伍十分庞大。天顺年间，朝贡队伍“络绎不绝，动以千计”（79）。为此明廷规定“建州、毛怜等卫许百人。海西兀者等卫许三、五十人”（80）。而实际上后来已远远溢出限定的数额。建州等“以成化六年以前，各卫入贡者岁不过八、九百人，至八年以后至千二百余矣（81）”，超过规定数额的十多倍。万历年间，工科给事中王元斡说“是时建州，海西诸夷一闯入关，至于千五百人”（82）。明廷为接待大量朝贡来往的女真人，于辽阳、广宁等城设“夷人馆”、“安夷馆”，专门安置临时过往的女真人。但由于有时来往的女真人过多，一时接纳不了，或者因为沿途没有专门的驿站居住，就只有居于汉人民户中。这样就出现了“贡夷往往与民杂居”（83）的局面。辽阳一带许多来往朝贡、贸易的女真人，就时常因“馆绎狭小”不能容纳而经常“寄宿军余之家”（84）。当时的抚顺是建州女真入京朝贡的必经之地，“其(指建州女真)来多或五、六百人，少亦二百余人，俱于城中居民家憩宿”（85）。成百上千的女真人临时驻留、寄宿辽东各地驿站、夷馆，甚至居于汉人民户家中，必然密切了汉人和女真人之间的戚谊关系。

随着女真人在辽东周边地带的定居，边关贸易日益繁盛。在开原、抚顺、清河、爱阳、宽奠等沿边的主要关市上，女真人出入十分频繁。我们从明辽东残档万历十二年“马市抽分”档册上看到，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逞家奴自开原镇北关入市，每次都有上千人，两次累计达2175人。海西哈达部首领猛骨孛罗、歹商自开原广顺关入市，一次亦达1 100人（86）。至于建州女真“从抚顺、清河、爱阳等处，随便互市”（87），人数亦不在少数。女真人携带皮毛、人参等土特产“结毂连骑、炫熿于道”（88）。明诸生李贡曾描绘万历年间边关马市上，兄弟民族关市贸易的繁荣情况：“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左目右旬），……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89）可见，大批女真人来到辽东关市以后，通过互通有无的贸易，增进了解，密切了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沟通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兄弟民族之间的感情。

另外，明代北自开原南到鸭绿江数百里长的地带，汉人和女真人错居接壤也是民族间互相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正统、嘉靖年间，建州和海西女真先后于辽东周边地带定居以后，北自开原，南到爱阳堡一线，逐步形成了汉人和女真人错居的局面。尽管当时有一堵或土筑或石垒的边墙，但“因雨涝频年，尽皆坍塌”（90），名存实亡。临边居住的汉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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