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之间，往来移居十分频繁。至于爱阳堡以南直至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即九连城)一线以外，在万历元年以前还是尚未开发的荒漠之区，辽东汉人往来这一带采参伐木。建州女真也常以这一带为“围猎之区”（91）。据亲临其地考察过的明辽东经略熊廷弼说，这一带并“无一夷居住”，是“华夷共弃之地”（92），“境外为瓯脱，蓁莽崎岖，而夷虏之巢尚远”（93）。可见当时这一带并未形成大规模的错居杂处的局面，只不过是汉人和女真人的共同经济区。但是万历六年以后，由于宽奠、长奠、大奠、永奠、新奠、孤山等六堡的移建，很快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民族杂居交往的局面。明廷在那里设衙门、驻军队、建学宫、开关市。因其地“汉夷接壤，民军苦役往往逃窜其中”（94）。辽东汉族人民甚至远至山东半岛的汉人亦纷纷移居该地，“夷人亦忻然相安”（95）。由于女真和汉人的辛勤开拓，很快使这块“荒服之区变成礼义之司”（96）。尽管后来曾将部分屯堡后撤，但自移建宽奠六堡开始的大面积“夷夏交错”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
总之，从明初到努尔哈赤入居辽东这200多年，辽东边墙内外女真和汉族之间已经形成空前规模的错居杂处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女真和汉族之间不同民族互相渗透的条件，也为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如此数量众多的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的汉人，逃亡和被掳来到女真人中以后，他们与女真人杂居共处，或“为奴使唤、或作媳妇”（97），或自成村落，后来又与女真人一起被编制在八旗组织之中。而迁居辽东的广大女真人又与辽东汉族人民杂居共处。这样，在整个东北广袤的大地上，逐渐形成了民族聚居的共同地域。汉人和女真人在共同地域内长期的杂居共处、互相交往，必然引起女真和汉族的社会经济、婚姻关系、语言习俗等各方面的变化。不同民族间的互相吸收和互相渗透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首先，社会经济生活的差距日益缩小。
大量逃亡和被掳汉人来到女真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推广牛耕，传播使用铁制农具，对发展女真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明初，由于女真人“以放飞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98）。后来又处于不断地迁徙和动乱之中，长期居处不定，农业经济不能立时成为女真人的谋生手段，一旦他们相对定居下来之后，农业生产就在原有基础上缓慢地发展起来，而那些逃亡和被掳掠的汉人就成为先进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传播者。1441年(正统六年)，建州左卫的凡察对朝鲜人说：“我的使唤人口，虽系上国(指明朝)人民，既已做妾为奴，如今农忙时月，被夺转解，深以为闷。”（99）这说明那些“做妾为奴”的汉人，在女真人中主要从事农业生产。1443年(正统八年)，明锦衣卫指挥吴良在海西女真地区所见被掳汉人，亦主要“驱使耕作”（100）。1469年(成化五年)，建州女真柳尚冬哈在向朝鲜索讨两名逃亡的汉人妇女时说“我以牛马购奴婢，若不及还，亲操耒耜必矣，乞还之”（101）。这说明被掳汉人妇女也主要“操耒耜”，从事农业生产。可见，当时在女真人中“(汉人)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女真人)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102）乃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样，大量在女真地区从事农业耕作的汉人男女，就把中原地区汉族的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播到女真人中。到了万历年间，随着努尔哈赤的兴起，被掳的汉人和朝鲜人数量越来越多，他们亦俱被“分派于奴酋(指努尔哈赤)旧城外寨居胡家作农事”（103）。努尔哈赤还效仿明辽东屯田制度，“于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104）。朝鲜人申忠一到建州女真地区去，其“所经处，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105）。说明明代后期以建州、海西女真为主的女真人，在汉族影响下，农业经济已经成为女真人的主要经济事业。从当时女真人家庭经济生活来看，亦是“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犬、猫”（106），几乎与汉区农户无大区别。正是由于女真人民和被掳汉人的辛勤开拓，以及女真人积极吸收汉人的先进技术，至万历年间，女真的农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上好的土地“则粟一斗落种，可获八、九石”（107）。在明辽东“马市抽分”的残册上，也有了女真人出售粮食(主要是小米)的记录，大都是辽东买卖人“使猪牛等物换过麻布、木耳、粮食等货”（108）。这对女真人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而一旦女真人进入辽河平原以后，农业经济就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逐渐与汉区的农业经济并驾齐驱。
在当时，一些汉族的手工业工匠或被掳或逃亡，流落在女真地区。他们带去了汉族地区的先进的手工业技术，对女真地区的手工业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
首先，汉人带去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卫治设在开原的3万卫、辽海卫，都设置有炼铁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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