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一推断，我们还可以胪举当时其他女真家庭中拥有奴隶的情况作为佐证。1433年(明宣德八年)女真人林哈之妻说：“我家奴婢六口逃去。”（33）1473年(成化九年)女真人李阿堂可说：  “率居唐人二名，年前六月逃去。五六人在，又恐亡去。”（34）这两户都是拥有六七名奴婢的女真人家庭。明中前期女真人的奴婢中主要是汉人，因为“野人(女真人)之俗，不相为奴，必掳汉人互相买卖使唤”（35），其中也有少量的朝鲜等其他族人。这两条资料说明，当时在建州女真人中超过我们推断的平均值一至二名奴婢的还不在少数。

至于海西女真这一时期掳掠汉人的情况，尽管没有确切的史乘可考，但根据1443年(正统八年)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的奏书中说“臣奉命使海西，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指汉人)”（36），我们可以推知海西女真人中拥有汉人奴隶并不亚于建州女真。

迨至明代中后期，掳夺汉人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1541年(嘉靖二十二年)女真人袭击爱阳堡等处“掳去军人不知其数，沿边三、四堡皆空”（37）。万历年间，仅万历十二年九月至万历十三年九月一年时间“辽镇招徕夷奴归人一千四百八十二名”（38）。据《明实录》自隆庆元年到万历十四年所载，这20年中累计招还被掳人口达8000多人（39）。能够招还的当然只是被掳人数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见当时被掳汉人数量之多。努尔哈赤建后金之后，1618年(天命三年)攻掠抚顺、东州、马根丹及其所属台寨堡，一次就掳掠“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40）。时明辽东诸生李贡有诗云：“赤子(指汉人)半为其(指女真、鞑靼)所虏”（41），反映当时汉人大量被掳掠的情况。

总之，当时逃亡和被掳汉人的数量是很多的，所以到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时，被女真人所俘的朝鲜人李民奂亲眼看到“自奴酋(指努尔哈赤)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当时的“者片(即汉文献之界凡)城外，汉人男女络绎往来者片，半于胡”（42），可见汉人在女真人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了。

这些大量逃亡和被掳汉人来到女真地区，他们不仅杂厕于女真部民之中，而且渗入到每一个女真人家庭中，成为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绝大多数的被掳汉人都与女真人同居共食，组成一个混合家庭，请看下面两个这样的家庭：

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汉人阿家化说：“俺年十四岁，为建州贼松古老等所抢，随住其家，松古老妻一人，子二人，女一人，唐女二人。”（43）

1465年(成化元年)，汉人卖土说：  “吾名卖土，父尚阿赤原系辽东人，为建州野人汝弄巨所掳，而奴使之，吾亦生长其家，以所弄介(系邻部落女真人——作者注)女子舍豆为妻居之。”（44）

从上述两个被掳汉人所在的女真家庭情况可以看出：阿家化被松古老掳后，一直“随住其家”；卖土被汝弄巨掳后“亦生长其家”。无疑，他们是女真人家庭中的一部分。“唐女二人”显然也是松古老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家庭中，女真人、汉人共居—室，“四壁之下，皆设长坑(炕之误)，绝无遮隔，主、仆男女混处其中。”（45）当然，虽共居一室，满、汉主仆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但两个民族的人共居一室，从生产技术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必然会互相影响，互相取长补短，天长日久，必然融合为一。

还有一些越边汉人，在女真地区“男婚女嫁，累代而居”（46）。他们以户的形式插花错居在女真人的村落中，有些甚至单独构成一个小村落。嘉靖年间就出现“越边唐人之居者已成村落”（47）。

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八旗制度的创建，使得女真和汉族间的互相渗透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了。

八旗制度是女真人的杰出领袖努尔哈赤亲自创立的一套较为完整、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他把以建州女真为主而聚集起来的族别不同、语言不同、习俗相异、制度悬殊的各族人民，用八旗制度统一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为兵，“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凡隶乎旗者皆可为兵”（48）。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就把他始创时每牛录“五、七名或十数名，或三、四十名不等”（49）的牛录制，正式确定以每牛录三百人，置一牛录额真(汉译佐领)为制。其后“归附日众”，又于1615年在旧有牛录制度的基础上，创立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所有户口都一起混合编入八旗中去。这样，每一个旗内都是几个不同族别、不同地区人的聚合，都按同一个政令进行管辖，并且“共同劳动、同出同行”（50）。八旗组织密切了不同族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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