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各民族之间互相接近、互相渗透。在统一女真各部和征服辽东的过程中，八旗的队伍不断地扩大。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在海西女真的叶赫部被兼并后，后金政权的辖境“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51）。在这个广阔区域内的女真各部以及汉、蒙等各族人民都统统被编制在八旗制度之下。在战争中所掳汉人亦往往根据需要，立即被编充八旗兵丁。如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城后，就曾将“所掳唐人千余名，则即削其发，服其胡服，以为先锋”（52）。当1619年满、汉、蒙等各民族的八旗兵丁在界凡集会时，朝鲜人李民奂曾目睹盛况：“观其所聚会者，六镇藩胡(图门江之女真)、忽温(即扈伦)、汝许(即叶赫部)、于知介(即窝集部)、蒙古、唐人……皆是乌合，而无不结为心腹，此必奴酋有笼络之术也。”（53）可见，入居辽东之际，已经聚结的女真、汉、蒙等各民族的人，以八旗制度为纽带，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居住地域。
从明初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入居辽东这二百多年中，不仅大量汉人生活在女真人地区，亦有大量女真人通过各种途径移居到辽东等地；还有一些女真人因朝贡、贸易而来往辽东汉区，在汉区甚至汉人民户中作短期的驻留和寄宿；而辽东北至开原，南到鸭绿江几百里长的地带，边墙内外的女真和汉族人民错居接壤，更是过往甚密。所有这些都是汉人和女真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另一重要方面。
辽东的辽阳，开原是明一代女真人内移聚居最多的地方。“河东土腴人稠为全辽根本，故国朝建司于辽阳”（54），所以辽阳成为明廷在辽东的统治中心。除了成百上千的各民族的朝贡及来往商贾而外，还安置了大量要求内迁的女真人等。早在洪武十九年，明太祖为了安置来辽东的“高丽、女直来归军民”（55），特命于辽阳设置东宁卫。以后历代都有很多要求内移的女真人被安置在东宁卫居住。东宁卫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杂居的卫分，其中主要是女真人，亦有部分朝鲜人和少数汉人。汉人系“辽东军人多有畏卫苦累，私投东宁卫者”（56）。因为东宁卫分是以女真人为主的卫分。所以努尔哈赤入居辽东时说“东宁卫的国人，原是我国人”（57）。辽阳除东宁卫外，尚有一正统八年自开原移来的自在州，也是为专门安置女真人而特别设置的，衙门设在辽阳城“抚安东宁卫，并附近海州、沈阳中等卫归降达官人等”（58）。此外，卫治设在辽阳城的定辽左、中、右等卫亦先后安插不少女真人。史载，正统年间，女真要求内附的人剧增。“野人女直各种夷虏之人俱附辽东地方……辽东总兵官就于自在州、东宁卫等处城堡，安插者动以千数”（59）。由此观之，当时的辽阳城确实已成为辽东女真、汉族等兄弟民族的聚居中心。
开原系明边地的一大要塞，是通向兀良哈及海西等部女真的惟一通道。不仅是边关的贸易中心，而且也是女真人定居的集聚点。由于其“城大而民众，物力颇饶”（60），女真人多乐而居之。1408年(永乐六年)，明成祖因京师南京炎热，所以特命于开原设自在、安乐二州以处要求内迁的女真人。后来亦有不少原籍中原，甚至远及海南雷州半岛的汉人官吏商人的子孙，或因祖辈“坐事病故”，或因在辽东居无定处，经明廷允许，纷纷入自在州、安乐州“寄籍当差”（61）。此外，卫治设在开原的辽海、三万两卫也主要是安插女真人定居的。总之，明代的开原城是除辽阳而外安插内迁女真人最多的地方。
至于辽东其他诸卫，几乎多少不等都安插了不少女真入居住。广宁卫、沈阳中卫以及南四卫的金、复、海、盖是仅次于辽阳、开原的卫分。我们仅就《明实录》所载女真人内迁的情况作一钩稽。永乐六年至景泰三年，女真人要求定居内地者，除部分安插京师外，皆安置于辽阳、开原居住，亦有一两例安置广宁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间，要求于辽东居住的人骤增。由于辽阳、开原两处人满为患，加之正统十四年到景泰初年，女真劫掠辽东，引起了明廷的警惕，所以此间几乎大都安插在辽东半岛的南四卫居住，间或亦有个别安置于广宁的。自成化以后，人数日多，《明实录》对女真人要求内迁情况一般不作记载，其详情已不可考。总之，至明中叶时，据估计辽东直辖卫所的居民人口中，汉人占十分之七，高丽人和归服的女真人占十分之三（62）。据笔者接触的资料来看，这一估计是可信的。这说明定居辽东诸卫的女真人数量已是十分可观了。
这些要求到辽东等地居住的女真人，一次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有许多女真人合家迁居。1451年(景泰二年)， “海西弗朵秃河等卫女直官舍二十九人挈家来归，愿居辽东边卫自效。”（63）甚至有“率其家人与其姻媾”（64）。 “以父子兄弟叔侄之亲牵引归附”（65）来辽东居住的。从卫指挥、千百户、所镇抚到舍人、家丁，各种身份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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