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朱希租、萧一山、钱穆、容肇祖、林庆彰等人。（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下同），第941～942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册，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35～136页；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湾开明书店1962年版，第279页；林庆彰：《实证精神的探讨——明清考据学的发展》，载《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98页。）此论考察清代考据学不以清朝为断限，而追溯其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和过程的合乎逻辑的源头，确为远见。然而，若仅以“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来解释考据学的形成，又显似单薄。考据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导源于对古典经籍的致疑和辨正，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考据学则为清代所仅见。个人的“雅好”如何演变为主流学术，自有根本的内在矛盾性和外部规定性，无论是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还是发展，都与此前提不可须臾而离。当然，朱、萧、钱等人注重此点，但并不完全排斥其它因素。
2.“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梁启超、谢国桢等多人曾论及此点，其论尚持中平允。（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26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外人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也具有代表性。（注：Willard J.Petersen,Fang-chih: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In W.T.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pp.369～411.Bitter Gowrd:Fong I-chih and the Impetus for Intellectual cha-nge,New Haven Yale Univesity Press,1979．艾尔曼(Benjamin A.El-man)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ophy to Plilology)，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明末清初西学的引进固然促进了中国原有的天文历算学的复兴，但不宜持之太过，如艾尔曼说：“汉学家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兴趣是他们追求客观性知识的关键因素”（注：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第28页。），显然是袭韦伯之余绪，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其它如Joseph R.Levenson也有类似观点，（注：Joseph R.Levenseo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因而引起激烈批评。（注：Paul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pp.61～69.）
3.“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与笼络，士人参加政府的学术计划或自行从事与政治无关的考证工作；并有学者由此评估考证学者精神上的沦落。”虽然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等人有此说，（注：章太炎：《清儒》，见傅杰编：《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唐君毅：《人文精神的重建》，香港：新亚研究所1955年版，第113～114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0～411页。）但不唯此说。此论被概括为“文字狱高压说”，长期以来成为最流行的诠释，尽管它在后来也受到各方面的严重挑战。此说的最大负面倾向在于，将考据学的兴盛简单地看成是学者们对清朝文化高压政策被动而消极的适应，即主要地归结为一个“逼”字，从而否定或低估了汉族学者积极而主动地“反”的一面，因而说考证学者精神上完全“沦落”并不合适。此说往往推源章太炎，其实有很大误解，因为章氏对该学派成因的完整解释实际上是“文字狱—反满说”，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而反满又居核心地位。（注：参见章太炎《学隐》、《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汉学论》、《说林》、《清儒》、《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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