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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时间:2009-7-24 13:46:00  来源:不详
”(注:近代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页。)戴逸在《汉学探析》中对“汉学”之名称进行辨析:“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2集(1982年),第1~2页。)王俊义在《乾嘉汉学论纲》中也说:“乾嘉汉学虽以乾嘉表明其时代特征,但并非其起迄时间仅界定在乾隆、嘉庆这两朝,即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这八十五年,实际上乾嘉汉学从其产生形成,经发展鼎盛,再到走向衰落,则与有清一代相始终。”(注:《中国哲学》第18辑,第349页。)漆永祥也沿此说:“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关于考据学之称名与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则是因其极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故以时代为学术之代名。”(注:《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第1页。)持狭义的陈祖武先生则认为:“清代乾嘉之世,形成了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宋明理学后先媲美的清代汉学。治学术史者遂将以考据为学的清代汉学称为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第238页。)又说:“清初反理学思潮的经世致用宗旨,是决定这一思潮的性质及其历史价值的基本方面,也是使它有别于之前的宋明理学,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考据学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到乾隆初叶,经世致用的宗旨丧失殆尽,反理学思潮遂脱变为一个自考据始迄考据终的复古学派,即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第248~249页。)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倾向于用狭义。(注:《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4期。)来新夏在《清代考据学述论》中也主狭义:“由于他们(考据学者)处在乾嘉时期,又称为‘乾嘉学派’。正是在这一阶段才把汉学、考据学和乾嘉学派赋予了同一内涵意义。”(注:《南开学报》1983年第3期。)李映发在《“乾嘉学派”的兴衰》中也有言:“清代中叶,有一个著作较多、影响颇大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乾嘉学派’。”(注:《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朱端强在《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简论》中亦作如是观。(注:《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他们以名称相同而内涵和外延迥异的概念来讨论、研究字面相同而其实不同的一个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主广义的王俊义先生与主狭义的陈祖武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乾嘉学派成因的争论和“商榷”即为典型一例。(注:参见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一文及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的商榷》、《乾嘉汉学论纲》等文。)在台湾情形也大致如此,如蒋秋华等先生多用狭义,而黄克武等先生多习惯于用广义来讨论此问题。(注: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中,其研究对象显然是广义的。而蒋秋华先生则明确表示:“所谓乾嘉学术,比较精准正确的解释,应指清乾隆、嘉庆时期所有的学术活动而言”,又“由于乾嘉时期的学术研究,以考据学最为兴盛,因而有人直接以考据学作为乾嘉学术的代称”。见《“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总体而言,台湾学者多倾向于用狭义,大陆学者多倾向于用广义,如前所述,所得的结论居然惊人地相似,以逻辑学的反证法论之,其病必不在发肤。

       其次,这一矛盾现象又以两种方式大量而普遍地表现在同一学者个人的研究和著述之中;一种是“讲广义,做狭义”,另一种是“讲狭义,做广义”。前者在追溯此学派成因时既用广义,而又拘牵于乾嘉两朝,坚持以吴、皖两派“中分乾嘉学派”(注:章太炎、梁启超以惠、戴二派中分乾嘉学派时,其语境为乾嘉两朝,故能自圆其说。而范文澜、戴逸、王俊义诸学者既主广义,而又沿此种分法,则彼此莫能相顾。王俊义先生试图解决这个矛盾,解释说:“吴派、皖派的划分,同乾嘉学术的历史进程完全吻合,并未掩盖其演进的历史轨迹。”前揭文,《中国哲学》第18辑,356页。其实是要以时间上的“中分”代替空间上的“中分”,正与章、梁二公之意不合,似属拘牵之见。),或以惠、戴、钱三分“天下”(注:参见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有关部分。),同时将“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解释(我们将专文论述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无论是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还是所谓“康乾盛世”对乾嘉考据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已经形成之后的1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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