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儒学内部的矛盾性，这一点至少可以追溯到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其后梁启超、萧一山、胡适、雷文生等中外学者也曾着意阐发。由于这种主张强调宋学与清学之间的非连续性，另有一批学者则对两者之间的传承和连续性颇多致意。第一位应该是章学诚，（注：参见章学诚：《浙东学术》与《朱陆》两篇，见《文史通义》，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51～58页。）近世学者则有钱穆、冯友兰、西人秋百瑞(Wm.Theodore de Bay)等，而最直接对此挑战者则是余英时，（注：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另有大陆陈祖武也是顺此思路。各位学者的识断高下自然一言难尽，但毫无疑问，从学术流变的内部规律来剖析考据学的成因是颇有创意也颇具魅力的。然而，片面坚持“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而对其它因素漠然视之就一定能“把握问题的本质”（注：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清史论丛》第6辑。）吗？

       虽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但它并不否认外因在很多时候对事物的质变和发展能起关键作用。“理学之反动”起于南宋，何以到500年后的清初才完成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变并使考据学在稍后一统天下、风行朝野呢？另外，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思想具有其本身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却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侯外庐等人虽然留意于社会存在对明末清初学风转变的规定作用，但却是带有明显目的性的假设，亦即侧重于所谓江南“资本主义萌芽”与“启蒙主义思潮”的关系，而忽视了“救亡与启蒙”、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客观事实。在当时，所谓“启蒙主义”的核心内容只能是民族主义，而不可能是其它别的内容。

       很遗憾，除了“有心人士”的几部《遗民录》和“国粹派”之外，学界对于明清之际的乾坤巨变对华夏文明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对汉族士人所产生的心灵震撼，缺乏最起码的关注和描述。要么简单地将这种异常激烈的民族情绪看成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夷夏观”，要么简单地以为这只不过是国内民族关系的一次变动，从而将以阶级压迫为本质内容的民族压迫淡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诚然，满洲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之一，但随着它的入主中原，对汉民族的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文化摧残也变本加利，因而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反满斗争就不能不带有反抗民族屠杀、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保卫先进民族文化的正义性质。虽然此时的满汉矛盾与后来的日冠侵华性质绝异，但它对由宋元鼎革的故训和宋明理学的种族气节所濡染哺育起来的明末清初的汉族士人刺激之烈、震撼之深，以及由此导致的规模巨大、范围宽广的民族主义的空前膨胀却是史不多见的。这种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卫意识对学术思想影响甚巨，不但深刻而且广泛，它无论对明末清初学风的由“虚”而“实”还是对它后来的由“实”而“虚”，（注：明末清初的学风在由理学之“虚”转向汉学之“实”之后，由于匡复无望，朴学随即走向脱离现实政治的途径而导入“偏枯”，由“实”转为“虚”。二次转变大致完成于遗民学人，而不是“乾嘉以后”。由此可见，清初学风的“虚”“实”变动是围绕着民族主义的轴心而波动演进的。）无论是对乾嘉考据学的治学宗旨和路径还是对它的治学内容及发展状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从儒学内部的矛盾运动来揭示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只有与清初以民族斗争和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顺理成章，从而说明考据学是如何汇“思”成“潮”，横扫无前，成为一代“绝业”的。

        四、从否断式论断到“堆马铃薯”式的结论

        蒋秋华先生在回顾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时曾指出：“早期的学者几乎都企图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寻找一个最根本、最直接的理由，以致为了突出自己的说法，经常驳斥别人的观点。这种一元式的思考模式，虽然具有简单明了、提纲挈领的作用，然而毕竟是不周全、片面的。”（注：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第24页。）其实何止是早期，这种“历史事实的序列”与“语言的序列”缺乏对应的否断式思维模式直到80年代依然比较明显。80年代初，王俊义先生首先对不少论著将文字狱说成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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