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近年来这种否断式思维模式已大有改观，“学者大都倾向于多元性的考虑，亦即广纳各种不同的说法，试着去调和其间的冲突和矛盾，以较全面的眼光，去审视问题”，但却仍然存在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各自具有不能全面照顾的缺憾”（注：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第4卷，第1期，第22～23页。）。很显然，各种因素简单相加的作法不大可能使我们找到事物的根本联系，有时甚至适得其反。系统论要求我们把研究对象的各要素看成一个由共时性和历时性连接起来的集合，既要考察各因素的共时性序列和比例，又要考察其历时性流变规律和线索。

       凡此四弊，不过荦荦大端，其余问题非区区此文所能详尽。这些缺憾是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日益科学化和专业化而逐渐显现出来的，有的属于方法论问题，有的则属于识断问题，也有不少是相沿成习、人云亦云所造成的。要最终解决问题，除注意上述几点外，同时还必须用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唯其如此，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雄辩而完善的答案。

       回眸20世纪主要是后半世纪的研究状况，由于概念的混乱造成了论题的歧义和转移；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分期缺乏明晰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即往往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而是在它形成之后的盛极阶段去找形成的原因，这也同时导致兴起与兴盛、形成与鼎盛两个自然段落相互重叠、合二为一的表述矛盾。大体而言，无论是“文字狱高压说”还是“康乾盛世说”，都只是从外缘来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问题，而且由于在乾嘉考据学形成时“文网极宽”，“康乾盛世”也只是对该学派形成之后的发展状态有明显影响，因而文字狱的高压和“康乾盛世”对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影响比我们估计的要微弱得多。从儒学内部的矛盾性来解释其成因固然抓住了内缘，但由于没有将它根置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土壤之中，因而也无法说明早在南宋就已肇端的“理学之反动”何以只到清初才完成向朴学的质变。正是明末清初的“夷夏”鼎革，造成了神州大地尤其是江浙“人文渊薮之地”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意识空前而持续的高潮，最终成为学风转变和新的学术流派——考据学——形成的枢纽和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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