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狭义和广义两种“乾嘉考据学”中所指的“形成”及其“成因”并非同一论题。广义所说的成因，实质是指在清初考据学何以兴起或形成，强调的是该学派的诞生和起始以及旧质事物演变成新质事物的质变过程；而狭义所说的成因，则是指在清中叶考据学何以兴盛或鼎盛，强调的是其演变过程的中间状态即新事物形成之后的量变过程。对前进来说是近因、内因和正因的东西，对后者则可能是远因、外因和旁因，两者虽有一定关联，但其差异也如黑白之不能混淆、东西之不能易位。若混而同之，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其结论也只会是非驴非马，甚至南辕北辙。

       近年来的状况是，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概念（广义或狭义）来讨论一个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问题——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却达成了少有的“共识”，在奇怪和骇异之余，不能不令人对此种结论作一些反思。

       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乾嘉考据学，都是学术研究具有各自独立价值的可行性视野，但必须以逻辑的规范为前提，确保概念、推理和判断的科学性，既要看到两者的同质性，也应区分两者的差异性。清代以乾嘉学术为标志的考据学既有其相对独立而完整的发展过程，也有其特有的内部规律和动因，已构成不容分割的时空连续体。因而至少在研究诸如清代考据学的成因这类根本性问题时，只有使用广义的概念才能条贯自如，从而具有本质和整体的意义。

       二、由于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和分期缺乏明确的描述和界定，导致了认知的时空错位和对其发展过程表述的矛盾

       如前所述，“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清初，全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注：李映发：《“乾嘉学派”的兴衰》，《历史知识》1981年第1期。其它如漆永祥说：“乾嘉考据学兴起于明末清初，全盛于乾嘉时期，式微于晚清。”见《乾嘉考据学研究》，第5页。）之类的概括，长期以来成为关于该学派形成和分期最典型也最流行的表述，其模糊性和随意性显而易见（详见下文），而更严重的缺陷还在于掩盖和忽略了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具体内容和时间。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弄清这一问题毫无疑问是我们回答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基本前提及首要步骤，而对此问题却从来就缺乏一种严密而合乎逻辑的界定。绝大多数涉及此问题的学者均本江藩、皮锡瑞陈说，认为形成于“元和惠氏”即惠栋或“惠栋和吴派学者”（注：江藩《宋学渊源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皮锡瑞说：“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旨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少。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谓专门汉学。”见《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之后范文澜又加以沿用，他说“皮锡瑞的这种分法，大致是对的”，并进一步解释道：“国朝（清）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未分家，未立门户。乾隆之后，古文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讲实证，不讲义理，这是纯汉学。道光以后，讲的是西汉今文学，讲微言大义，好引伸附会。”戴逸在《汉学探析》中也引用此说，认为“汉学”亦即乾嘉考据学“形成于惠栋和吴派学者”。见《清史研究集》第2辑，第2、10页。王俊义在《清代的乾嘉学派》中言：“江氏《汉学师承记》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说明以宗汉学为标榜的乾嘉学派在惠栋时才正式形成。”见《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第81页。），而惠氏在世62年，“吴派”准确地说形成于何时也模棱两可。有的学者则说迄于乾隆中叶，“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清代汉学，亦即乾嘉学派”（注：陈祖武：《乾嘉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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