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有关，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倪文孙(David 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等学者有所阐述，（注：David Nivison,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iieh-ch''eng,1738～1801,Star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10页。《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29页；王俊义：《清代的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然轻重程度则殊，有的甚至将其视为主要或决定性因素。（注：如王俊义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根本原因和条件”。见《清代的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宋衍申也说：“乾嘉学派所以蓬勃发展，成为有清一代之‘显学’，主要原因应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政治形势安定和当权者对‘文治’提倡这诸多根本的社会原因中去寻找。”见《考据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1983年3月23日。）“康乾盛世”诚然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有莫大外在式关联，但与其产生或兴起关系不大，因为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与“康乾盛世”并非处于同一时区。

       5.“考证学源于思想性的因素或儒学内部的发展，例如认为考证的兴起涉及于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之反动，（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0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第940页；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1141～1183页；Joseph R.Levensen,Confucian China and lts Modern Fat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58,pp.3～14．以上几位学者多强调宋学与考据学的对立性，或曰不连续性。）或认为受程朱陆王的辩论、（注：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Tr.by Derk Bodde,vol.Ⅱ,pp.630～63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第45～81页；《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学人》1970年第2期，第19～41页；陆宝千：《论清代经学》，《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3期，第82～103页。以上学者强调宋学与清代考据学连续性的一面。）气的一元论的提出（注：参见［日］山井甬：《明清时代气的哲学》，《哲学杂志》，46:711(1951)，第82～103页。同时可参见［日］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或经世思想的出现等因素影响。”此论尤其是后者诸说一度受到广泛重视，但又存在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而忽视社会存在的最终规定作用的倾向。

       6.“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交互影响，并强调上述第四项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视性。”（注：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第三、四、五章；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一、二章；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黄克武先生以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为集大成之作，似誉之稍过。梁启超早在20年代写就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尝试从内外诸因素综合考察乾嘉考据学的一部巨著，其功当不在艾氏之下。另外，大陆青年学者漆永祥所著《乾嘉考据学研究》一书也在这方面用功颇多。当然也勿庸讳言，在我们还没有厘清清代考据学集合内的诸要素并理顺它们之间的各种真实联系之前，我们的结论就难免“堆马铃薯”之讥。

       上述六类解释罗列虽较周全，但不免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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