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乾嘉学派》，《文史知识》1994年第9期，第12页。）。这又显然是指形成于1773年开四库馆之后“人人贾、马，家家许、郑”的鼎盛时期。也有以为“乾嘉之际，考证学兴”（注：王戎笙编：《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者。讨论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原因而不清楚乾嘉考据学究竟形成于何时，其与葫芦僧判葫芦案何异！再者，论者一方面认为乾嘉考据学形成于乾隆、嘉庆时期，一方面又指乾嘉两朝为其“全盛期”或“鼎盛期”，（注：甚至也有认为全盛期在乾嘉以后者，如梁启超曾说：“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初期致密许多，思想界也已成为化石了。”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76页。）形成期与鼎盛期合而为一，于理不通，于情更谬。譬之如婴儿，岂有一出世即为壮汉之理哉！
推原根由，即皮氏之说也多袭自江藩《汉学师承记》。而江氏之论显然存在坚持“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的“颛固”（注：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经学固然是乾嘉考据学之大宗，或曰清代“学术之中心”，但是否可以囊括替代整个乾嘉考据学，显然还值得商榷。唯经学标准使四部之中子集两部不得为学，已去其枝叶。又使经史之中史部不得齿列，再去其干。经学之中又独尊“专门汉学”，其根也去大半。其实，乾嘉学者创获最丰者厥在史学，（注：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云：“然吾谓乾嘉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考史之学，不独赵翼《二十二史答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或章学诚《文史通义》之类，为有益于史学也。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集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师之家法，于经义亦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代此经师之学如此耳。”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7页。）今连史学也被扫地出门，乾嘉考据学已是唇亡齿寒了，无论其它。戴震为清代考据之集大成者，戴派则为清学之主流，对此举世公认。而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必欲置惠派于中心地位，竟于戴氏也有所不容。陈启源说“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即削其名氏。因“同门相党”，“以褊心訾异已”，故“世多病其颛固”。（注：章太炎：《说林》，见《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23页。）江翁当年尚捉襟见肘，面对攻驳如潮，既惶且恐，今人拾其牙慧而无旦夕不安，不亦怪哉！
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而不是半个世纪以后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期。（注：乾嘉考据学形成于17世纪晚期有6个标志：1.由“理”到“气”的哲学转变基本完成，“理学之信仰，根本动摇”；2.读书明经渐成学界主潮，经学上升为“学术之中心”；3.乾嘉考据学的学术宗旨和治学方法已经成为清学的主流宗旨和方法；4.考据之学已具规模，崇尚同一旨趣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5.由“经世之学”到经籍之学的转变大体完成；6.“纯汉学”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下半期的“纯汉学”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足以震竦学林。“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钱钟书主编：《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0页。）但江氏依然嫌其传记不能展示清代汉学的纯正，又“取其专论经述而一本汉学之书”，作附记一卷，题作《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入选标准之苛严，竟然连王昶、钱大昕、汪中等巨儒都不得入其庙堂。《皇清经解》共收录学者75位，著作180种，共1400卷（阮元一家编著即有272卷）。而在1700年之前大于30岁的学者就有12人，所入选的12人的著作30种（绝大部分成书于1700年前后或之前），计234卷，均占了总数的1/6。而在《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所占比例更高。该目收学者33人，著作95种，计810卷，而在1700年前大于30岁的学者竟有9人，占27%；所收此9人著作28种，207卷，分别占29%和25%。以占“纯汉学”1/4强的比例——无论非纯之汉学，而不得谓汉学在17世纪业已形成，断非求实之论。
一般来说，考察一事物的成因应在它形成之前和形成之中去寻找，而不是在它已经形成之后去做文章。既然时空具有不可逆性，那么“文字狱说”或“康乾盛世说”就不能成为乾嘉考据学成因的唯一或主要解释。
三、过于突出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或“内在理路”，忽略了因“夷夏鼎革”而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对乾嘉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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