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地来看，20世纪对乾嘉考据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细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早期的学者虽有“近水楼台”之便，也有以“庐山”自蔽之嫌，且他们的研究乾嘉考据析理未严，多为研究断代学术史之副产品。即如章太炎、梁启超诸大师，虽负绝人之姿，发举世未发之论，精神已具，而草创未精。其后学者创获甚丰，但另一方面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已有的讹误和偏颇也由隐而显。

       客观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与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建国后大陆学者对乾嘉考据学的学术性研究则黯然失色，直到80年代才有所改观，并取得丰硕成果。这种改观和成绩既得益于对以往研究结论的质疑和反思，也得益于对港台和国际汉学界学术成果的汲取和借鉴。具体到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大陆学者尤其是王俊义和陈祖武两先生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并作了阶段性总结，它标志着到90年代海峡两岸学者在认识上的趋同。（注：海峡两岸关于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总结性文章大致有：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蒋秋华：《乾嘉学术兴起原因之探讨》，见童小玲：《“清乾嘉学术研究之回顾”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史研究通讯》；陈祖武：《从清初的反理学思潮看乾嘉学派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6辑；王俊义：《乾嘉汉学论纲》、《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的商榷》和《乾嘉学派的成因及其评价》，分别载《中国哲学》第18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和《人民日报》1982年10月25日；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许道勋：《四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述评》，见《历史文献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虽然上述学者在总结中叙述方式和分类不尽相同，但都与王俊义、陈祖武、蒋秋华先生概括的三个要素、两大方面达成共识。）

       数十年以来，对乾嘉考据学成因的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展，然而在研究方法和识断审度方面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研究的深入以及完善结论的获得依然将只是一种企盼。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概念的混乱造成论题的歧义和转移

       关于乾嘉考据学的名称和界定，自清代始就一直是令学者们煞费苦心的事，也颇多争议。戴震、段玉裁、凌廷堪等人称考核学，《四库提要》多称考证学，孙星衍、江藩则称考据学，另有朴学、实学、汉学、制数学、名物典制之学等通称，今人则多称乾嘉学术或乾嘉考据学。尽管释名各有千秋，但均侧重于某一特征，如称之为“朴学”，侧重于它质朴求实、不尚浮华之特征；称之为“实学”，侧重于其重实际、重实证的主张和旨趣；称其为“汉学”则与宋学相对，侧重于其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学术特质；称“考证学”或“考据学”则强调其治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总之，无论何种称谓，只要赋予它严格的内涵和外延并约定俗成地被接受，都无可非议。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却出现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的严重混用和混同。简单地说，广义的乾嘉考据学指整个清代268年的考据学，而狭义的乾嘉考据学则仅指乾隆、嘉庆两朝85年的考据学。

       这种概念的混用和混同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论者之间。如在大陆，范文澜、戴逸、王俊义、漆永祥等新老学者用广义，而其它学者如陈祖武、来新夏、邓瑞、李映发、朱瑞强等学者却用狭义。范文澜说：“自明清之际起，考据曾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成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为乾嘉考据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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