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挑诱”之说[1]。其实这是一首爱情诗，男挑诱女，女与男相会，情理之常。钱氏否定之，不免有卫道之味。但他在妇女问题上，往往对宋代以来的贞节观有所抵触。有人问他：男女定了亲，女尚未出嫁，男死，女“从其夫以死，礼欤？”他答：“非礼之中也。……先王制礼，初不以从一而终之义责之未嫁之女。而后世乃有终其身不嫁者，有就婿其室而事其父母者，甚至有以身殉者，此礼之所无有也。”[1]他对于未嫁女“从死”之事，以为古礼没有这样的要求，不是适当的礼法。他记了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的话之后，说这话“虽为下等人说，然却是救时名言。”[3]这都不是地道的封建卫道士的口吻。又如，钱氏对于妇女“七出”（也称“七去”、“七弃”）的礼规，并不从维护封建夫权的角度进行说教；却以为，有的妇女，与其被迫害致死，还不如出而活命，“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先儒戒寡妇之再嫁，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予谓……去而更嫁，不谓之失节。”[1]此论比之宋儒道学家的说教，通情达理一些。
可以说，钱氏是注意据事实而发论，反对放空炮，要求说实话的。
钱氏颇注意评论历史人物。注重为人，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故评论历史人物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评论？可以说是非纷纭，黑白杂陈。其中有个严重的毛病，是以主观主义、封建伦理观点为武器，对历史人物评头论足，褒贬抑扬。钱氏虽然也是儒家思想，也有伦理观念，但他反对评论者不懂装懂，随便议论，强调“必知其人而论其世”[1]，要求了解其人其世，知其身处，才有评论之权。他批评有的学人：“强作聪明，妄生＠①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之所难行，责人之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2]即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评论，不了解历史，装作内行，调子唱得高，苛求于古人。
钱氏以为，“人之善恶，固未已知，论人亦复不易。”他指出，扬雄仕于王莽不无可议之处，“然方之刘歆、甄丰之徒何如？方之（王）莽、（曹）操、（司马）懿、（刘）裕之徒又何如？”如果加以比较，论定其过，“轻重必有别矣”。他以为，切不可“上下其手”而任意“予夺”[1]。
钱氏还反对门户之见，曾批评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此门户之见，非是、非公也。”[3]他告诫，论评人物，“勿为党同丑正之言。”[3]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钱氏主张了解历史的全面情况，反对只知其一，而泛论其余。有人问：《续纲目》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年）三月，“以王曾兼会灵观使，曾辞不受”；其九月，书“太尉、玉清昭应宫使王旦卒”。说者云“特书曾之不受，所以讥旦之受也”。是不是这个意思？钱氏答：宋时宫观之职，大臣大儒多为之，或受或辞，“均非大节所系”。“后之评史者，大都未阅全史，偶举一节，而震而惊之，无异矮人观场也。”[1]意思是，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只抓住个别情节，便任意猜测而海论一气，这种主观片面之见，犹如“矮人观场”之可笑。
评论历史人物，还当了解历史情势。对于荀子“法后王”之说，王伯厚“深诋之”。钱氏以为，王氏“未达荀子之意”。他指出：当时“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实在是无知[3]。钱氏此论，颇有点历史主义的味道。
空论，人云亦云，似是而非之论，在史论方面几乎司空见惯。钱氏反对之，要求“实事求是”。比如，他通过考证，觉得欧阳修所撰《五代史·冯道传》“其击旻也，鄙（冯）道不以从行，以为太祖北陵使”这条记载，颇有问题，既指出欧史言及的时间有出入，冯道为山陵使是在显德元年（954年）二月丁卯，世宗亲征则在三月乙酉启行，时间上是颠倒的；又指出其评冯道也欠允当。从而发论：“欧公恶（冯）道而甚其辞耳。儒者好以成败论人，若以当日时势论之，则新造之邪，人情未固，加以大丧未毕，千里出师，一有败衅，国亦随之，亲征固危事也。此与澶渊之役时势迥殊，（冯）道言虽不验，究为老成练事之言，不可以人废之。”[2]这是通过考证，指出欧阳修因厌恶冯道为人，其史评述乃有失实之处。再如，《新唐书·萧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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