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继清初顾炎武指责明人空虚措大的学风之后，通过考究历史，也觉得明人学风确实蹈虚。他考证明代学者及其著作，往往坦露己见，发表议论。如，他考证当时俗传本《竹书纪年》必是伪书，甚为拙劣，乃明人所为，评曰：“惟明人空虚无学，而好讲书法，乃有此等迂谬之识。”[3]又如，明崇祯（1628-1644年）年间所修《太仓州志》，叙地理沿革及人名多有谬误，评曰：“明人好谈名节，而于纪载多失讨论。如此者盖不少矣。”[3]

    钱氏以为，明人空疏学风，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取士，主要是凭八股文，而不讲求真才实学。钱氏指出，自明以来，士大夫好读诗，但竟然不懂得双声，“盖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看，游谈无根之子衣钵相承，转为读古书为务外”[3]。

    同时，钱氏批评不认真读书的文人。他指摘高士奇《天禄识余》、邵长蘅《古今韵略》中的错误，说：“两君皆有文名，而不读书，故涉笔便误”[3]。他以为好名的文人，多半是不认真读书的花架子。

    但钱氏对待古人并不菲薄，而是很尊重的。他以下棋为喻，说：我看别人下棋，觉得人家不高明，自己下起来还不如别人，从此老实了。然后又说：“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无一失乎？”[1]就是说，对待古人的失误，要能设身处地为其考虑。以现在的话来说，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不能离开历史而苛求古人。

    他反对文人相轻，尤其反对轻视和苛责古人。曾说：“杜子美诗所以高出千古者，不薄今人爱古人也。”并举出杜甫护惜王、杨、卢、骆之例，而讥近有浅薄者竟然苛责古人，“犹鲲鹏之与蚍蜉矣。”[3]他劝告那些一心想成名而无把握者，最好的办法是“多读书”、“善读书”。读书一定要多，如果“胸无万卷书”，只靠玩弄笔锋，取快一时，必然小池立涸。要善于读书，如果读书没有真正的心得，而自以为是，即使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学识终究肤浅，也称不上“善读书”。只有像有些古人那样“穿穴经史，实事求是”，从读书中有所体会，始发议论，才有可能“卓然成一家言”[1]。

    他劝告学子读书要慢慢来，循序渐进，积累心得，议论平实。他引了朱熹的话：“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圣贤议论，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他认为朱熹强调学习要循序渐进，不能越级跳远，议论要平易，不能拔高凿深，“不为过高之论”[3]，都是可取的。

    对待古人的正确态度，是在辨析优劣是非的基础上，学其优，师其是。有人问：对于《论语》“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一语，有几种说法，后人何适何从？钱氏答：“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先后异，从其是焉者也。”[1]就是说，对于优劣是非问题，不论古人或今人，不论其人往昔与今日，应当“从其胜”、“从其是”。

    钱氏有这样的铭言：“亦详亦要，有本有原，吾师乎古之人。”[1]意思是，要学习古人那种详要得体，学有本原的优良传统。他以为臧玉林的《经义杂识》，“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共辞轻讥先哲”；并说：“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1]这里强调的是，不能狂妄地轻讥先哲，而应学习他们正确优良的东西。

    对于有些学人故弄玄虚，钱氏非常反感。有个程秀才在其所撰《易源》中，大谈“先天”、“无极”之旨，多为推论，玄之又玄。此人将书稿呈给钱氏看。钱大昕致书于程秀才，说：“承以所著《易源》待正稿相示，仆于经义素非专门，‘先天’、‘无极’之旨，尤所不解，……古之圣贤求《易》于人事，大多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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