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再举一些例子，以观钱氏的“知人论世”。

    对于陈寿（字承祚）《三国志》，钱氏认为：“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据中原日久，而晋承其禅，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自承祚书出，始正‘三国’之名，且先蜀而后吴，又于《杨戏传》末载《季汉辅臣赞》，虋虋数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吴也。存‘季汉’之名者，明乎蜀之实汉也。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不过因其意而推阐之，而后论史者辄右习而左陈，毋乃好为议论而未审乎时势之难易，与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之亡，群然一词推为伪朝；乃承祚不惟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⑦焉。……厥后琅邪绍统，即仿汉中承制之局，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直易易耳。考亭（朱熹）生于南宋，事势与蜀汉相同，以蜀为正统，固其宜矣。”[1]对于陈寿“存季汉之名”，习凿齿“建议祧魏而承汉”，朱熹“以蜀为正统”，都从时势方面分析，真可谓知人论世。

    梁武帝一代雄主，竟致梁亡。前人多有议论。钱氏批判梁武帝“拒谏自满”，因失政而国亡，说：“治国之道如养生，然养生者不能保身之无病，而务以医以药之；治国者不能必政之无失，而务纳谏以救之。……是故有天下而能保之者，必自纳谏始。”有以为梁亡是梁武帝“耄年委事权悻之故”。钱氏以为，这“非笃论”。他指出：梁之亡，“亡于拒谏而自满也”。“病在自以为是，而恶人之言。”“以四海之大，百司之众，无一人能为朝廷直言，而国不亡者，未之有也。”“元气衰则百病皆得而杀之，不必痈疽之能杀其身也。”梁武帝“特以自信太过，视谏诤之言皆浮而不切于务，徒足以损己之名，故拒之甚力也”[1]。此论切中梁武帝要害，鞭辟入里。在封建君主制下，毫无民主可言，雄主自视过高，往往拒谏饰非，自己打倒自己。

    五代的冯道，被欧阳修等人讥为不顾丧君亡国只求苟且偷生的无耻之徒。钱氏根据《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加以考证，发觉牒文是出于中书门下，而押行者则是枢密使加平章事的赵延寿、范延光等人，身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为相者冯道、李愚、刘眗等人皆不参与这样的事实，而发出异议：“盖五代之际，政由枢密，其居相位者无过顽钝伴食之徒，朝政不由己出，虽寻常文书亦不复关白，名为宰辅，实同庶僚。李愚所谓‘吾君延访，鲜及吾辈’者是也。上既不以匡弼相期，而下不以廉耻自立。世徒讥冯道视丧君亡国未尝以屑意，讵知（冯）道在相位固未尝一日得行其志也哉！……然千载而下，非见此牒乌能知当时行事。石刻之有裨于知人论世如此。”[4]这末句的话，说的很实在。钱氏对于冯道无意吹捧或开脱其罪过，也不是故意做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指出当时实权在枢密，冯道为相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尸位素餐而已，说明世人徒讥冯道无耻是不够或欠当的，应该明白冯道不以廉耻自立，主要是由于朝廷不以匡弼相期。也就是说，责任主要不在个人，而在于朝廷和制度，冯道个人的表现有其客观的原因。这种知人论世的史识，比之一般学者只讥冯道无耻之尤，显然高明一些。

    宋人徐休复所撰《祷先圣文》愿子孙长遵儒教，似乎此人是个信奉儒教者。钱氏一方面根据此文以察其言，一方面又根据“史称（徐休复）假葬亲之名，乞知青州，到官但殖货，终不言葬事；又以私憾诬人谋反，陷之重辟”的史实（注：可参考《宋史》卷276，《徐林复传》。），深感此人言行不一，撰文假正经，办事真秽行，于是发论：“夫今生后代之说，儒者固所不道，而其所望于子孙习儒者乃出于利禄之私，非真有志于道德也，则亦不得谓之义方矣。”[4]这样讥讽挂羊头卖狗肉的儒者很有意味。言行不一者，古今多有。今有满口宣扬大公无私者，而其人其嗣偷盗行为远远超过窃钩者。钱氏之论，可为千古之叹。

    南宋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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