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虽然擅长考据，但不固囿于此，对于经世致用并不反对，有时还予以肯定。他很欣赏胡谓所著《禹贡锥指》（二十卷，为图二十七篇），不仅称赞胡氏“尤精于舆地之学”，还指出：“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攻历代决溢改流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1]这里强调了胡渭经世济民之意，关心有关民生国计的黄河历代决溢改流问题，不同于不通时务的迂儒。故这里要赘言一句：史学界有讥刺乾嘉考据学者毫无经世思想之说，认为他们博古而不通今，似乎欠妥，乾嘉学者的博古倾向是很显然的，但他们也有多多少少的经世思想，只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难以伸展其志，而多被迫钻故纸堆而已。

    古人治学是很认真谨严的，往往几十年才撰成一书，甚至有两代人成一书者，如司马氏谈、迁父子之《史记》，班氏彪、固、昭父子兄妹之《汉书》，等等。这种认真谨严的学风，一直影响及清代学者。积30余年心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的阎若璩，为了考究“使功不如使过”这句话的出处（注：此语首见于《后汉书·独行索节的传》。），历经20年才搞清楚。钱氏欣赏阎若璩的经验之谈：“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1]意思是，治学需有不怕艰辛的精神，长年累月地钻研、积累和推敲，不可能轻率而速就。这是中国学者治学的一个优良传统，钱氏对于后学梁玉绳专精毕力于考究《史记》，以几二十年的时间撰成《史记·志疑》一书，也很赞赏，说他兼有“河间之实事求是，北海之释废箴肓”，“斟酌群言，不没人善”的优点[1]。换句话说，钱氏认为梁玉绳继承和发扬了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是“师古之是”的佼佼者。

    钱氏对于古代学者的学问、学风，多有考评，态度诚恳。试举几例：

    他有一条答问，谈许慎的《说文解字》，三千余字，其中有云：“叔重（许慎字）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传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在举了一些例子之后，又说：“经师之本，互有异同，叔重取其合乎古文者，称经以显之；其文异而义可通者，虽不著书名，亦兼存以示后人之决择。此许（叔重）所以为命世通儒，异于专己守残、党同门而妒道真者也。”[1]汉代有今古文之争，分古文、今文两派，许慎属于古文学派，但他的《说文解字》不仅取古文学派的，也收今文学派的。是后直至清代，仍有今古文之争。钱氏很赞赏许慎的学风，称其为“命世通儒”，同时讥及后世专己守残、门户成见之流。

    他对于范缜《神灭论》十分推崇，指出：“齐、梁人多好佛，刘彦和序《文心雕龙》，自言梦见宣尼（孔子），而晚节出家，名慧地，可谓咄咄怪事！颜子推累世儒家，而《家训·归小》一篇，见讥后代。范子真（缜字）《神灭论》，其中流砥柱乎！”[3]范缜《神灭论》具有无神论之光辉思想，确有反佛的历史意义。钱氏指责刘勰、颜子推的好佛倾向，称允《无神论》为“中流砥柱”，已指出了它的历史意义，可谓高见卓识。

    他对于刘知几《史通》曾评论长短。指出：《史通》乃刘知几“感愤”之作，“指斥”祖宗敕撰“所修《晋》、《梁》、《陈》、《齐》、《周》、《隋》六史”尤多，表面上批评古代史籍，甚至疑古惑经，实际上“以掩诋毁先朝之迹。耻巽辞以谀今，假大言以蔑古”，这是“柳翳隐形，志在避祸”的手法，“千载之下，必有心知其意而莫逆者”[3]。这话非常中肯，指明了刘知几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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