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有《史天倪传》（附其父秉直事）、《史天泽传》，主要是记载传主的经历和功名。钱氏据其乡大都永清县某村的史氏墓三块碑，考明一是史天倪之父《秉直碑》，一是秉直之弟《进道碑》（史不载其名），一是《清源碑》。他特别指出：“《清源碑》载其三世子女嫁娶最详，秉直长女为太师国王夫人，其事不见于它书。史氏父子兄弟各以功名自立，要亦连姻贵族所致。论史者不可不知也。”[3]这里的“要亦连姻贵族所致”一语，独具只眼；“论史者不可不知”，强调了知人论世的重要性。这是根据史氏三碑所刻“连姻贵族”的内容而引发之论，可谓实事求是！

    对于古人，钱氏能将其政治表现与学业成就区别对待。比如，他认为，南宋孙仲益其人政治品质不好，“专主和议”，称誉投降派，诋毁抗战派，是个“无是非之心”的人；但其文章尚可，“骈偶之工”在当时应排在前列[1]。又如，明人张瑞图（晋江人），字写得很好，与米、董齐名，曾为当权的魏忠贤写过生祠碑文。其后定逆案，就因其“为忠贤书碑”这件事，名列于逆案。由此，他的字也被人轻视了。钱氏曾见过张瑞图的书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人“龌龊守位”，但无“专权误国之迹”，仅仅因为书魏忠贤碑，“遽加逆名，不已甚乎！”又说：“评书者，当赏其神骏，勿以其素行而訾及翰墨也”[1]。意思是，竟因书碑一事，便名列逆案，做得太过分了；也不能因其素行不佳，而否定其翰墨。

    钱氏评论古人是注意分寸的。如，他对王安石为人为政多有贬词，但对陈黄中视王安石为“奸臣”则持不同意见，说：“若王安石之立新法，引佥人，虽北宋祸而本无奸邪之心；郑清之虽党于（史）弥远，其在相位亦无大恶，和叔（陈黄中字）俱以奸臣目之，未免太甚矣。”[1]这里，钱氏对王安石变法有贬意，乃政治观问题，另当别论；而他所论王安石“无奸邪之心”，不同意目为“奸臣”，是个起码的是非问题，不能随意和含糊。这就是把握尺度。古时学者多念念有词，常说这个经义，那个礼法，而往往缺乏一个客观的尺度和准确的分寸，如果学学钱氏知人论世的态度和办法，必有所收益。

    评论历史人物，是由评论者思想支配的。钱氏自然也不例外。他信奉儒家的“恕道”[3]，一般说来，他不苛求于古人；因此，他批评王安石“好非议古人”[3]。但他崇儒、反法，对于有些古人那套“任法”、“术数”，甚为反感，甚至讥晁错遭“杀身”之祸[1]，而碍难准确地评论晁错的历史功过是非。此其历史局限性乎？

    还应该指出，钱氏评论历史人物是很强调“史识”的。如，五代周世宗柴荣政治上得而旋失，欧阳修、洪迈对此评论不一。钱氏指出：“洪容斋以为失于好杀，列举《薛史》所载甚备，而《欧史》多芟之。容斋论史有识，胜于欧阳多矣。”[3]又如，宋人史弥远、韩侂胄之奸有轻重之分。钱氏以为，史之奸“倍于　胄”，但《宋史》“独不与奸臣之列”，这是《宋史》作者“无识”之过[2]。

    史评、史论，仅凭学与才是不够的，必须有识，识是主导的。钱氏强调史识，以实事求是为准绳，就是有识之见。

六、师古之是

    钱氏颇强调“师古”之“是”[1]。这个“是”，不是今人理解的规律性，而是为人、为学、为政之道，要求今人学习历史文化传统中优良的东西。

    治史的人，是研究和评判古人古事的，又是站在当今实地的，如何对待古与今，是个重要问题。对待古今，历来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崇古、美古，把古代说成黄金时代，把古人美化为圣贤；一是轻古、丑古，把古代古人说成愚昧、野蛮，一无是处。两者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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