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顾炎武较为推崇，尤其是肯定顾氏在明清之际学风转变方面的历史地位（注：参考《潜研堂文集》卷33，《身晦之论尔雅书》。）。但也坦诚地批评顾氏考论有所失误。如，《日知录》谓“员缺”之名“自晋时已有之”。钱氏举出《汉书》诸传七八例，指出：“西汉已有‘缺’称，不始于晋也。”[3]又如，他指出《日知录》谓随会不与（晋）文公同时”；引谢肇＠(12)之说，“以为祧庙不讳之证”，都有失误，末了说：“顾氏偶未审耳！”[3]再如，《郃阳令曹全碑》末有“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语，这与《后汉书·灵帝纪》的纪日不符。顾炎武《求古录》据《灵帝纪》而疑《曹全碑》为后人作伪。钱氏据汉代《四分历》推算，并参考了《谯敏碑》和《后汉书》等其他材料，断定《曹全碑》纪日正确，《灵帝纪》纪日有误，说明顾氏怀疑《曹全碑》欠妥[4]。类似情况，还有一些。这说明，钱氏既尊重古人或前辈，师古之是，又不盲目迷信，而是实事求是。

    他对于古今士风颇为感慨，在士人对待义利问题上，他以为，“古之士无恒产而有恒心”，今之士“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胥徒何以异哉！”[3]意思是，古代士人好义，图个好名声，现在的士人学子志在好利，与商人差不多。在学风问题上，钱氏以为学术界存在一种剽窃行为，“偷语，偷义，偷势”都有人干，“后代诗文家免于三偷者寡矣”。就是说，后世文人做“偷”儿的很多。他说，顾炎武讥刺明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话虽然说得“太过”了一点，但“深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又说：“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3]钱氏正会抓反面教材。

    除了有关为学问题外，钱氏还提出了一些为人、为政方面的内容。

    历史曾发生过“元祐党籍”、“建文奸党”等案件，株连及一些忠正之士被害。钱氏对此评曰：“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留芳于百世，心愈狠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还说：“徐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此辈惜未闻斯语。”[3]意思是，歹徒作恶只能快意一时，而永恒的历史自有定评，后人自会明辨是非。这是以史实说明为人为政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奸恶终究要被钉在历史审判书上。

    宋以来称地方长官为“父母官”，讲求为官之道，可是那些为官者多半是“乌鸦之色”。钱氏对此不无感叹。他曾考究了“父母官”名称的由来，然后说：“（今）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者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3]这是循名责实，讽刺官吏仗势作恶，简直是狼心狗肺，给“父母官”之名抹黑。

    “河防”是中国历来的大问题。钱氏因无实践经验，提不出什么精到的意见。但他觉得，顾炎武《日知录》所说的负责河防的大小官员乘机渔利，确是个大问题，并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可虑也。”[3]这种仇视官吏无孔不入地损公肥私、侵民渔利的态度，对民生国计的忧患意识，也是“师古”的良好表现。

    钱氏曾讥刺历史上的言语文字狱。如，他提到北宋熙丰之间盛行诏狱，轻施凌迟“滥酷之刑”，以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指出：“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1]这是钱氏所反对的。还指出：“今法有凌迟之刑”[3]。这显然是借古讽今。又如，他指出北宋蔡确因赋车盖亭诗，被指讥讪朝政，被贬；而认为，“蔡确固是＠(15)人，但以《题车盖亭诗》，文致其罪”，“不免过当”，“其后卒起同文之狱”[3]。再如，钱氏提到北宋元祐年间的朋党之争，程伊川之徒朱光庭“首挝东坡（苏轼）试馆职策问，以谤讪先朝为词”，目的是“为师（指程伊川）报怨”，于是引发了“绍述之祸”，结果朋党双方两败俱伤，并其师亦入于党籍而不复振”。钱氏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1]。应该指出，“士论所薄”之“士”，当然包括钱氏本人。自宋至清屡有文字之祸，清朝文字狱尤烈，钱氏在此是否言古喻今或以古讽今呢？似有这个意味。

    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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