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发展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社会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初，西行求法高僧携回大批梵文佛经，译经水平不断提高，逐渐运用儒学注经的方式对佛经进行注疏，同时编纂各种工具性的著录。在这一过程中，自觉记述各个教派、众多名僧史事的文字、撰著不断涌现，反映着佛教史学的形成。

东晋南北朝时期，最先推出的记录佛事的史籍，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二是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三是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四是官方史书的记载。

一、有关佛教史的著述，东晋、南朝时期主要有《佛国记》、《释迦谱》。

《佛国记》1卷，沙门释法显撰。又名《高僧法显传》、《历游天竺记》。法显（约337－约422），俗姓龚，平阳武阳（今属山西临汾）人。“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与同学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越葱岭、度小雪山，“自力孤行，遂过山险”，遍历天竺及师子国。义熙八年（412）回到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至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佛国记》为其西行求法，前后15年所见所闻。“凡所经历三十余国” [2]，不仅是4世纪亚洲佛教史的重要著述，还是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交往史的重要著述，也是中国现存史书中有关陆海交通最早、最详细的记录。“叙述古雅”，为游记的杰出代表，深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释迦谱》，僧祐撰。僧祐（445－518），本姓俞，其先彭城下邳（今江苏邳州）人，父世居建业（今江苏南京），《高僧传》卷11有传。“造立藏经，搜校卷轴”，开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撰有《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释迦谱》，是在当时谱系之风影响下出现的第一部记叙释迦族世系传说、释迦一生事迹至阿育王时佛教传布情况的专门著述，为中国撰著佛传之始。据唐代《开元释教录》卷6著录，此书有广、略二本，广本10卷，略本5卷。

二、关于阐扬佛理的史籍，主要有南朝时僧祐《弘明集》。

《弘明集》14卷，序云：“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选辑自东汉末至南朝梁阐扬佛理的论著，并保存有反对佛教的论著，如范缜《神灭论》等。入录共百人，僧人19。从文学的角度讲，颇类《文选》一类的总集；从史学的角度说，则近似于《尚书》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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