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专记中国佛教史事的著述，大体展示出早期佛教在中国传布的实际，也显现了中国佛教史学最初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出，隋代史官王劭对佛教史学的作用。宝唱之后，以皇家史官身份为比丘尼作传的第一人便是王劭。《续高僧传·道密传》有这样一大段记述：

同州大兴国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帝以后魏大统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此寺中，于时赤光照室，流溢户外，紫气满庭，状如楼阁，色染人衣，内外惊禁，妳母以时炎热，就而扇之，寒甚几绝，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东蒲坂刘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之，恐其堕井，见在佛屋，俨然坐定。时年七岁，遂以禅观为业。及帝诞日，无因而至，语太祖曰：“儿天佛所祐，勿忧也。”尼遂名帝为那罗延，言如金刚不可坏也。又曰：“此儿来处异伦，俗家秽杂，自为养之。”太祖乃割宅为寺，内通小门，以儿委尼，不敢名问。后皇妣来抱，忽见化而为龙，惊惶堕地。尼曰：“何因妄触我儿，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岁，告帝曰：“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而尼沉静寡言，时道成败、吉凶，莫不符验。初在寺，养帝年至十三，方始还家。积三十余岁，略不出门。及周灭二教，尼隐皇家，内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后果自山东入为天子，重兴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后……乃命史官王劭为尼作传。[7]

从这段文字知道王劭曾经“为尼作传”,《广弘明集》所录王劭《舍利感应记》也有相同内容：“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按：指隋文帝）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现今所见，《续高僧传·道密传》记比丘尼智仙的文字最为完整，道宣取材无疑出自“王劭为尼作传”，甚或就是“王劭为尼作传”的转录。

《续高僧传·道密传》传末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仁寿之末，寺本高显，素无泉水，须便下汲，“一夕之间，去塔五步，飞泉自涌有同浪，井广如王劭所纪。”王劭不仅记隋文帝降生的有关传说，还记当时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些传说，反映当时佛教与宫廷的某种关系。

隋文帝兴佛，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雅好符瑞”，王劭为文帝兴佛助澜，被唐初官修《隋书》说成“经营符瑞”。从佛教传播来审视，这两句话说得再确切不过了！王劭的确是为隋文帝兴佛助澜的最佳人选。在当时的史官中，虽然不能考定王劭信佛，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劭有近佛的另一面。

北周灭佛之后，经隋文帝、炀帝重又兴佛，至唐才使佛教得以在中国逐渐兴盛。“专典国史”将20年的史官王劭，注意到正统史家未曾注重的佛教传播，表现出皇家史官的另外一面，以其修史实践推动着佛教史学！

二、佛教史籍门类的扩展

唐代是佛教传布最兴盛的时代，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统计，德宗时入藏的佛教文献2447部、7399卷。其编录者圆照统计，自高祖武德元年至德宗贞元十六年的183年间，译经者46人，翻译佛经（包括史传）435部、2476卷。其中，流传至今的佛教史籍，为数甚多。经常为史学研究参考者，大致著于纂集部、传记部和目录部。

一、纂集部

这一类的史籍，主要有道宣《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道世《法苑珠林》等。

《广弘明集》30卷，释道宣撰。道宣（596－667），俗姓钱，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律宗三派之一的南山宗创始人，《宋高僧传》卷14有传。著述宏富，超过百卷。除律宗本派著述，有《广弘明集》30卷、《续高僧传》3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以及《大唐内典录》10卷、《释迦氏谱》1卷、《释迦方志》2卷等，可谓唐代一位佛教史学大家。

《广弘明集》虽为南朝梁僧祐《弘明集》续篇，但体例又不相同，故不用“续”字，而称“广”。前面已叙，《弘明集》不分篇，只选古今文论，唯于卷末有“弘明论”一则，实际是一种选辑阐扬佛教文论的总集。《广弘明集》则分全书为10篇，次第是：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每篇前各有序，叙述历代佛法兴废、释道之争，辩论佛教义理。叙述、辩论、选辑，三者融于一书。所辑僧俗作者134人，南北朝106人，唐28人。其论佛文体，包括书启、表状、书序、论说、诏诰、诗赋、铭刻等，共433篇。卷3阮孝绪《七录序》及其分类，是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材料。卷6《列代王臣滞惑解》所列兴隆佛教14人、毁灭佛教11人，是佛教史上的重要史料。严可均《全汉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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