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高僧传》30卷，释赞宁撰。赞宁（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在杭州祥符寺出家，精南山律，时称“律虎”。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至开封，赐号“通慧大师”。历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七年（982），奉诏撰《大宋僧史》、《大宋高僧传》等。回杭州与弟子显忠、智轮编纂，历时7年，至端拱元年（988）成30卷书奏上，名为《大宋高僧传》。

其端拱元年（988）序，追述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僧史、僧传的纂修后，指出“爰自贞观命章之后，西明绝笔已还，此作蔑闻，斯文将缺”的情况，强调“浮图揭汉，梵夹翻华。将佛国之同风，与玉京而合制。慨兹释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闻，实纪录之弥旷”，“乃循十科之旧制，辑万行之新名。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研磨将经论略同，校雠与史书悬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正传五百三十三人，附见一百三十人。”至道二年（996）重加修补，成为定本，又作“后序”表示：“俾将来君子知我者以《僧传》，罪我者亦以《僧传》”。《宋高僧传》30卷，是一部奉诏编纂的佛僧传记。分科与篇末之论，与唐道宣《续高僧传》体制全同。只是有些传末附以“系曰”申明作者旨意，或自为问答，以释疑难，则是前传所无。所记为唐、后梁、后唐、后汉、后周、北宋前期高僧，并补有前传所漏南朝宋、陈和北魏、隋的高僧。碛砂藏本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大藏本正传532人，附见125人。“译经篇”记唐代新传入的密宗各大师事迹及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的体例；“习禅篇”记禅宗五家七宗的成立、派别的分歧、南顿北渐的斗争；“明律篇”记南山、相部、东塔三派的争执等，都是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史事。由于作者明悉掌故、重视体例、剪裁融汇，因此叙事详实、清新畅达。该书体例直接影响到《大明高僧传》、《续补高僧传》的编纂。

赞宁另有一部《大宋僧史略》3卷，亦为奉敕之作。书序云：“赞宁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盖取裴子野《宋略》为目。”记东汉以来译经、讲经、出家以及僧尼礼仪、僧官制度、朝廷与佛教关系等。但其自谓“恨删采不周，表明多昧，不可鸿硕寓目”。崇宁四年（1105）与《宋高僧传》一同入藏，对研究佛教僧侣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2、《明高僧传》8卷，释如惺撰。如惺，浙江天台慈云寺僧，自万历二十八年（1600）随手记录，至四十五年（1617），得北宋末至明末180余僧，以为此书。万历丁巳（1617）叙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太史公作《史传》天下不肖者耻。今吾释氏而有是书，则使天下沙门非惟不作狮子身中虱，而甚有见贤思齐、默契乎言表，得兔亡罤者，讵可量哉！

其目的已经不只是为记高僧与佛教史事，而是要与传统史学名著——《春秋》、《史记》相提并论。虽有此愿望，但其书却未能如愿，为未完之作，仅有译经、义解、习禅三科，著录112人，附见68人，以南方为多，北方仅数人，不载辽僧，金僧只教亨、海慧2人，而且卷1、卷6重出“眉州中严寺沙门释祖觉传”。

3、《续补高僧传》26卷，释明河撰。明河（1588－1640），俗姓陈，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为续《宋高僧传》，往来于齐、鲁、燕、赵、湘、赣、闽、浙，寻觅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粤、云南代为搜集资料；又参阅曹能始之藏书，引用宋、元、明人文集。经30余载，数易其稿，崇祯十三年（1640）临终，嘱其弟子道开续成之。经道开续补编纂、史家周永年参与研讨，至清顺治四年（1647）方始告成。这已不再是单单由僧人作高僧传，而是有学者、居士参预纂修的高僧传了。因其所记唐至明万历末高僧事迹，“不分宗派”，可补、续《宋高僧传》，故名《续补高僧传》。分科与《宋高僧传》同，只改“读诵”为“赞诵”。正传著录549人，附见75人。体例方面，新增合传，将事迹不多而行为近似的僧人合为一传。“习禅篇”中，有的传后有“系曰”，为对所传人物的评论，这是经过整理后的定稿。其他篇中，有的传后有“明河曰”，则为明河底稿，道开整理时直接录入。此外，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则可能是道开所加。“习禅”篇幅过大，其余译经、明律、护法、赞诵、兴福等科则显得贫乏，辽金两代高僧入传者仍然不多。僧、尼传的续修，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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