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记述佛教在中土传布的史籍，以僧尼传为主，包括寺庙兴废。

1、僧尼传，以慧皎《高僧传》、宝唱《比丘尼传》为代表。

高僧传的出现，肇自晋代，真实记录了佛教在中土传播的实际。高僧传，见于著录的有虞孝敬《高僧传》6卷，释宝唱《名僧传》30卷，释慧皎《高僧传》14卷，释法进《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法师传》10卷，裴子野《众僧传》20卷，释僧祐《萨婆多部传》5卷，释宝唱《尼传》2卷等。此外，还有名僧个人传记，如《梁故草堂法师传》1卷，《法显传》2卷，《法显行传》1卷等。其中，宝唱《名僧传》30卷，著录425位僧人，为最早的综合性僧传，但至宋代以后散佚，流传日本者仅存1卷抄本。

宝唱之后，慧皎《高僧传》14卷为现存高僧传系列之首。慧皎（497－554），不详姓氏，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续高僧传》卷6有传。其书卷14《序录》对当时沙门或官员所撰“名僧传”、“僧史”等有简要介绍，较《隋书·经籍志二》杂传类著录为多，足见其搜集之广。自序其书体例如下：

开其德业，大为十例：一曰译经，二曰义解，三曰神异，四曰习禅，五曰明律，六曰遗身，七曰诵经，八曰兴福，九曰经师，十曰唱导。

前八科均有论、有赞，“经师”、“唱导”二科有论无赞。“论曰”概述本科主旨、沿流，评价成就突出的僧人，反映佛教传入中土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卷14为《序录》并各卷高僧正传目录，末附王曼颖与慧皎书札及慧皎笔答。关于其书命名，有这样一段文字：

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3]

僧人以有德之隐逸者为高，慧皎选择入传僧人的标准，不取“寡德适时”即仅有知名度而少德者。作为迄今所存最早、最完备的高僧传，著录东汉、三国魏、吴、晋、北魏、后秦、南朝宋、齐、梁九朝高僧正传257人、附见274人。但因南北分隔，所记众僧以江南为多，北魏高僧仅得数人。就南朝而言，所记梁僧亦为数不多。

统观全书，以一篇篇高僧传记，表现出东汉至南朝梁初佛教的风貌、思想演变以及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传中有关中印文化交流，中亚历史、地理，乃至南北朝史的记述，均有重要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可与“正统”史书相互参证，补其不足。

所谓“释宝唱《尼传》2卷”，即传本《比丘尼传》4卷。宝唱，俗姓岑，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续高僧传》卷1有传。梁武帝天监九年至十三年（510－514），撰《名僧传》31卷，又撰《比丘尼传》4卷。中国比丘尼始于西晋末凈检，自后代有其人。宝唱《比丘尼传》是第一部比丘尼专传，而且为民国以前中国惟一一部比丘尼传，著录晋、南朝宋、齐、梁四代比丘尼65人，附见51人，依时代先后，不分科目。因南北隔绝，书中所记多为江浙地区比丘尼。其中，一些比丘尼与皇室、王公颇有交往，足见其在上层社会的活动与影响。“妙音尼为（殷仲）堪图（荆）州”事[4]，可从《晋书》中得到印证，即是明显一例。

宝唱、慧皎开了中国佛教史学传写名僧、高僧和比丘尼之先河，影响远及唐、宋、元、明乃至民国，形成高僧系列史书。大凡此间问世的高僧传，都有这样三方面的价值：一，保存大量中西交通史的珍贵材料；二，可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三，提供研究佛教史的基本史料。

2、记寺庙兴废，以《洛阳伽蓝记》最为著名。

《洛阳伽蓝记》5卷，北魏杨衒之撰。伽（qie）蓝，梵语“僧伽蓝摩”略称，意为寺院。杨衒之，史无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年均无考。书首所署官衔“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自永安中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仅此而已。《广弘明集》卷6《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25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小传，谓其为北平（今河北满城）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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