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佛教类书——《释氏要览》问世

《释氏要览》3卷，释道诚辑。该书的编纂，无疑是在北宋前期编纂众多大型类书的影响下出现的。这是一部关于佛教基本概念、寺院仪则、法规和僧官制度等的词义汇编，以赞宁《大宋僧史略》为基础编写而成。书分27篇、679目。卷上9篇：姓氏、称谓、居处、出家、师资、剃发、法衣、戒法、中食。卷中9篇：礼薮、道具、制听、畏慎、勤懈、三宝、恩孝、界趣、习学。卷下9篇：说听、躁静、诤忍、入众、择友、住持、杂记、瞻病、送终。各篇子目不等。这些篇目，是依据《华严经》所说菩萨有十“知”而拟定。十“知”为：一知诸安立，二知诸语言，三知诸谈议，四知诸轨则，五知诸称谓，六知诸制令，七知其假名，八知其无尽，九知其寂灭，十知一切空。该书引证广博，保存了大量关于佛教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官修“正史”中的“释老传”

宋修国史中，已经出现“志释老”者。明初官修《元史》，专立《释老传》，就是因为“宋旧史尝志老、释，厥有旨焉。乃本其意，作《释老传》。”[14]

其序云：“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所好恶。是故，佛于晋、宋、梁、陈，黄、老于汉魏、唐、宋，而其效可睹矣。”特别强调：

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

因而传中依次叙帝师八思巴、亦怜真、胆巴等事，追述帝师在蒙元的发展：“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同时，又注意揭露其“怙势恣睢，日新月盈，气焰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的另一面，认为“凡此皆有关乎一代之治体，故今备著焉。”

有意思的是，两部有“释老”的“正史”——《魏书》、《元史》，都是记少数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的官修史书。

至于佛学受到儒学指导下史学的排斥，以及佛教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更是传统史学与佛教史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1] “佛教史学”的提出，详见拙作《佛教史学与唐代佛教史籍》，《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总第10期――’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1998年11月）。

[2] 参见释慧皎《高僧传》卷3《法显传》。（碛砂藏本，下同。）

[3] 释慧皎《高僧传》序、卷14《序录》。

[4] 沙门宝唱《比丘尼传》卷1《妙音尼传》。

[5] 《洛阳伽蓝记》序（如隐堂本，《四部丛刊》三编）。《汉魏丛书》本作“伽蓝记序例”。

[6] 《四库全书总目》卷70《地理类三》。

[7] 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

[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5《释家类》。

[9] 参见彦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序》。

[10] 梁启超《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11]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1，科学出版社1955年。

[12] 详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4年。

[13] 民国时期续传有二，一僧、一尼：1）僧传为《新续高僧传四集》65卷，喻谦撰。喻谦（？－1933），湖南衡阳人。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方丈道阶聘，历时5年，编成该书。这已不再是僧人传高僧，而是学者的续修。引用佛教史籍灯录、传记、寺志与文集、辽宋金元诸史，据卷前《引用书目》统计，为64种，始自北宋，迄于清末。分科与《宋高僧传》基本相同，仅以“感通”易为“灵感”、“读诵”易为“净读”、“杂科”易为“杂识”。正传著录771人，附见617人。辽金元高僧均有记录，以元代为多，《明高僧传》亦全部录入。著录广泛，文字畅达。2）尼传为《续比丘尼传》6卷，释震华撰。震华（1909－1947），俗姓唐，江苏兴化人，上海玉佛寺主持。民国二十八年（1940）自序称：“原夫法性平等，本无男女差别”，“高僧独多，长史尽著简篇。幸赖宝唱一呼，仅存六十五传。何竟步尘无继，寥落千百余年”，（震）“华才实愧于赞宁，志窃希于司马”，“振襟而起”，“历时岁及三年，集稿垂成数帙”，不意托之非人，竟遭遗亡。“故业重寻”，“有志竟成”，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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