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书序“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今日竂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则其书撰写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丁卯，547）。

北魏洛阳的40年间，先是佛寺众多、壮丽，如今残破、凄凉；先前为王公、庶士挥霍无度的一大都会，眼下是农夫、牧竖耕种歇息的一片废墟。字面写洛阳佛寺盛衰，文心为北魏政权兴亡！不仅撰写主题明确，而且编纂有致，书序写道：

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5]

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人们可以准确地绘制出北魏京城洛阳图，并按照城门方位、城内外里坊远近，标注出书中所记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的具体位置。

既以佛寺为主，重点突出，又用注释或追溯的手法，记每寺历史或故事，间或有相关神话、异闻。这决定其书具有两大特点：一、通过佛教寺塔兴废，反映北魏洛阳40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真实。二、所记神话、异闻，绝大多数独立成篇，为志怪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库馆臣评论说：“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6]其所采“外国土风道里”，则不仅仅“以广异闻”，而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卷5城北，仅记2寺1里。其记禅虚、凝圆2寺不足200字，而记闻义里则为全书最长的长篇。这样开头：“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云与惠生俱使西域也。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以下记其行程。篇末记道：“衒之按惠生《行纪》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纪》，故并载之，以备缺文。”惠生西域求经，是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中国佛教史、中外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纪》、惠生《行纪》、《道荣传》等均已失传，《洛阳伽蓝记》“以备缺文”，成为惟一珍贵史料，深受海内外学术界重视。

四、官修史书记载，一是《魏书·释老志》，二是《隋书·经籍志》。

《释老志》1卷，为《魏书》独创，集中反映了北魏的宗教政策以及佛、道二教的发展演变趋势。志序从“佛道流通之渐也”开始，说明“浮屠正号曰佛陀”，简要介绍其“经旨”、服道者情况、佛祖世系、诸佛法身等基本知识。自东汉章帝始，历述佛教传入、经卷翻译等情况。佛教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其记述的重要内容，是为一篇北魏佛教兴衰史。指出：世祖太武帝毁佛，只看到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的一面；高宗文成帝修复佛法，只看到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的一面。同时，记录群臣以传统观念反佛、从国计民生出发反佛的不同上奏，反映当时兴佛、反佛的种种争执。

篇中对有影响的高僧，如鸠摩罗什、法显、昙曜、师贤等，均叙其事迹。各个时期“以义行知重”或“见知于当时”的沙门，均列其名。最后作以总结：

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魏书·释老志》，开了官修“正史”设专篇记载佛教史事的先河。明初官修《元史》，专立类传《释老传》，显然是受《魏书·释老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佛家典籍的大量涌现，《隋书·经籍志》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是志四“凡四部经传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八卷”之后，著录的道经、佛经，为《魏书·释老志》后“正史”中又一关于道、佛二教的长篇，而且是以一统王朝的眼光进行阐述，兼具南北，较比《魏书·释老志》更加系统。其著录佛经：“大乘经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右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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