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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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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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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汉司马迁论货殖之源流，尝曰中国人民待农而食、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此其先后缓急之序昭然明矣。臣等……窃尝欲本此意，创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各公司，在直隶一省先行试办，以为振兴商务之权与。只以商部尚未开办，凡事无所统属。”现在张振勋所上条陈，其大意亦在阐明“农工商三者并重，而握其枢于商部，其言原原本本颇多可采”，可见开设商部已是众望所归且时不可缓，故特请“先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俾大纲既立条目秩如，庶几应办诸事可以次第举行”。同时，他在折中还提议，“《商律》俟一二年后考验周详再行编订”，其目的即在于“不至有扞格鲜通之弊”[2] (p93—95)。此折奏上，当即“奉旨俞允”。随之于当月十六日(即1903年9月7日)，清廷设立商部，并令载振为尚书。
载振领旨筹组商部，考虑的部员人选首在唐文治。这不仅因为唐文治曾随自己出使欧美诸国，自己对其为人处事颇有了解，更重要的是唐文治其时对学习外洋振兴经济已形成了超乎一般朝臣的明见，载氏欲倚重唐为其擘划。故尚书委任一下，他即借助其父庆亲王之口，保奏唐文治为商部右丞，担负商部人事调配和文件起草诸事宜。唐文治于当年八月中旬离开外务部，前往商部走马上任后，“诸务草创，忙碌殊甚”。为了使万般事务做到有头有绪，他在商部所下的第一着棋，即是依据“通下情”、“定官制”、“立课程”、“严赏罚”的“要旨”拟订出《商部章程》。在上奏《拟商部章程折》中，他“仿照英美各国之商务部与日本之农商务省，又因从前路矿总局划归并入，故兼日本递信省事宜”而立定“规则”，于商部分设四司：一为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一为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一为通艺司，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务师、招工诸事；一为会计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量衡等事宜。此外还设有专司收发文件、缮译电报的司务厅。可见其时商部所辖事务极繁，远非流通领域之一端，几乎囊括了晚清以来所谓“洋务”事业之全部，实则为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实业”建设之总枢，故而其权限亦非他部可比。正因有此，时人视进入商部就职为“肥缺”，以致于出现有人苞苴求差之事[3] (p50)。
在拟奏《商部章程》时，唐文治又参考东西各国例制，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严明规定商部及其属下各员司当为及不当为之事及其权限，以利各职“不相侵越”，“以专责任而免分歧”，“用能秩然有序，是以定体制而饬纪纲”[2] (p159—162)。随之明定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3] (p50)。在此基础上，他比照外务部定额，确定商部官制，并受权组织考取司员48名，其中绝大多数为思想新进精明能干之人，故而其时舆论以为商部人才“极一时之选”。出于杜绝晚清官场腐败气息过早地侵蚀新生商部机体的目的，在明定宗旨时，他还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堂司各官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以图谋个人利益。为了整肃商部风纪，他身正为范，针对上述苞苴求差现象立言，“倘有纳贿求差者，当予严参”，借此将不正之风灭息于初起之时。
在完善商部机构及组织建设后，唐文治开始着手振兴商务发展经济的措施，在1904年间，先后拟上《订立商勋折》和《请设立商会折》。关于前者，其目的是通过奖劝创新而振兴实业。对此，唐文治指出，自英国首定《创新法》规定“制新器者”国家即优予奖励以来，各国无不“踵行”，自是人人“争自濯磨讲求艺术”，每年所出“新器”多至千数百种，由是奠定了欧美实业兴盛之“本原”。而中国自通商以来，数十年间虽对西洋机器能次第仿造，但因政府不予奖劝，“惟咸拘守成法，莫能改良标异、推陈出新”，终至坐使“利源外溢渐成漏卮”。因此，对国人创新发明“亟宜因势利导设法提倡”。为此他拟订出“奖给商勋章程五条”，借以促进工艺发明、经济发展而“挽回利权”[2] (p166—169)。关于后者，其目的是通过组织商会而厚结商力。在唐文治看来，西方各国向重商学，列为专门，故值今日，诸国交通互市，始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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