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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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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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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大失所望。如在《请立宪折》奏上后，他满以为“切实施行，可挽危局”，可是朝廷的“留中”处理，使他只能深叹“可痛”！不久，为了使“东三省不致为朝鲜、埃及之续”，他又奏上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而这次给他的打击更大。如众所知，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垂涎三尺，自甲午战争后即意欲独占，对此唐文治十分担心。为了经营东北通商实边，他在派人赴东三省考察各种实业的基础上，以递呈《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的形式，“分晰利害，胪举办法”，向朝廷提出了整饬、经营东三省的十项建议，其中包括经营营口、疏治辽河、采掘抚顺煤矿、监理东清铁路、设置大连海关、收回辽东法权、预备十八口通商、赎回安奉和新奉铁路，以及勘视间岛与平靖匪患。在他看来，东北经营得好坏，事关整个中国的安危：“当自东三省迄西，至内外蒙古以达青海、西藏，以汽车、矿业两公司为根本，以他种商业为后盾”，“如此则北京一区，如背之有椅，可以高枕无忧”。是故当昏聩无能的清王廷对此计划弃如敝屣时，唐文治不仅深感“可痛”，而且这种痛憾一直在心，以至事隔20余年当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他还每每言及当年清廷无视他的建议而“太息痛恨不置”[3] (p54)。可见此事对他带来的创痛何等之深！正是经过此等连续打击，唐文治不仅意识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在中国的政坛上绝无实现之可能，同时也对清政府如何“整理”“时局”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心。是故自此以后每每得到“恩赐”和“温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皇恩浩荡”“闻之悚惕”的感受了，而是扪心私忖：“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 (p55)然而，专制政治下“治理天下”所需要的是唯诺温驯的奴才，而不是特行有为的干才，所以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他孜孜追求的事业目标，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后来他能够献身于以天地正气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而终生不着仕途半步，应该说这就是最底层的思想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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