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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条等”。
1906年。正月,“举行京察大典”,“以文治补授商部左侍郎,召对一次”;九月,“奉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简文治署理尚书”,“具折谢恩后,召对二次,皇太后益加勉励”;十月朔日,因劝工陈列所落成举行开幕礼,“奏明后,召对一次”;当月,因奉旨将工部归农工商部之事“办妥无误”,“奏明后,召对一次”[3] (p46—57)。
自1903年八月商部设立,唐文治任其右丞,至1906年九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该部尚书,仅三年时间,唐文治一迁再迁,可见清廷对他的倚重。尽管唐文治受到的是如此“恩宠”,而且可说是“恩宠有加”,但在中国社会的官场里,不管何等忠公体国处事干练之人,其精力和心智首先要应对的不是本职应作的“政事”,而是自身周边的“人事”——人际之间的权益牵制、官场之内的斗角勾心!是故身处政坛者的每个举动,既使是人们明眼可见的于国于民有利有益的事情,往往最终也难以遂愿成功,其“坏”事的原因并不是事与人之间的隔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即如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所作所为,其心想之“事”大多难“成”,其中最不利的因素往往出自“人为”。从他与清末权臣袁世凯之间发生的两次摩擦,即可见其一斑:一是1905年三月间,时为商部左丞的唐文治接到浙江瑞安黄绍箕来函,内称当前外人正筹集巨款拟到中国广售图书仪器等,浙省商人资本有限,难以抵制此类外货侵入中国市场而保护经济利权,故望商部出面请求轮电两局拨官股予以接济。得知消息后,唐文治积极筹谋支持民族资本占领国内相关市场,随即咨商管理轮电大臣袁世凯咨复,谁知袁氏为了保护自身的“部门利益”竟拒不“照准”,致使黄、唐等人计划无着只能深叹“可惜”!二是1905年夏,唐文治鉴于国家负债修筑的京汉、京榆两路深受司事者侵渔蠹蚀积弊甚深,为了“佐商部耳目所未周”,“助各省疆吏之督察”,建议为监督和考察铁路建设设立路务议员,并为此事前赴天津往访袁世凯,征求这位手握大权且负管路之责的北洋大臣的“意见”。谁知袁世凯竟然“鳃鳃然”,以为此事乃商部侵越了他的“权限”而表示极力反对。及至次年六月商部奏上唐文治拟就的《路务议员办事章程》并奏设各省铁路议员时,袁世凯十分恼怒,当即会同政务处奏驳此事并掊击商部。当时“同朝失色”,以为袁氏“锋不可犯”,然而时为商部左侍郎的唐文治却据理力争,侃侃不挠,不少迁就,致使袁氏终觉理亏而“无以为难”[4] (p260)。然而,既经权倾当朝的袁世凯的一番搅和,设置路务议员一事终致未成,最后落下的只是“折上”“留中”的结局。由此两件事例,人们不难看出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要想有一番作为的唐文治处事何等的艰难,同时对其后来绝意官场的心理变化亦能窥见一二。不过,对于他后来终身隐退政坛的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切不可错归因于诸如此类的人际摩擦,而应看到是专制政治下中国官场的痼疾使之然。
比照上述屡屡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召见”和“温奖”不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而言,唐文治所受的下文提及的另一种待遇,则无疑使他不断地冷却着自己立身政坛施展抱负的雄心。类同上述颇有见地的奏设路务议员办事章程的上书无端“留中”,自入商部后,唐文治所受到的此种“礼遇”时有发生。其如在1905年夏间,他针对其时官制窳败,事权不一,动多牵制,拟奏《请改定官制折》,建议朝廷“仿各国专任之例,将中央官制改弦而更张之”,以利“植新政之初基而自立于竞争之世”[4] (p220—222),然而此折奏上换来的只是“留中”的回应。又如在同年八月间,他出于“力图振奋之策”“建自强不拔之基”的目的,奏上《请立宪折》,强烈要求朝廷应“因时”“济变”,仿东西各国改行“立宪政体”以求“治本”,从而收取“永固邦本”、“权集政府”、“固结民心”、“收回主权”、“因应外交”等等良益[4] (p228—239),然而此折奏上同样是泥牛入海。再如在同年十月间,他为了“通商实边”保护东北利权,拟呈《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即《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请求朝廷依据折中十项建议,先派员调查再筹划施行,然而此折为人代上之后,却“格于部议”,“其事遂寝”[3] (p54)。他如前已提及的《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其用意前文已述,即在于建立“商界交通之机关”,植下振兴商务挽回利权之“根本”,然而此折奏上奉旨转户部核议后,“遂为所沮”终于“未行”[3] (p56)……如此一次次振翅即被无端拔翎,开路即遭磊石绊足,终致唐文治对官宦生涯所抱负的伊尹之志,开始不断地向冰点冷却。
唐文治对清末政治日渐寒心,可说与他官阶日益升进相伴随。就在他署理商部左侍郎取得了直接上奏章的权利后,他在数月间即就设立勘矿公司、筹拨勘矿官股、改革现行官制、请行立宪政体、兴办东北要政诸事,连续递上奏疏阐发自己的见解,企求朝廷采纳而付诸实际,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事情的结局却令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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