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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美元之多,其中英、德、俄、法四国即占有总额的86.6%,计约13亿[12] (p190)。此外,它们还通过贷款的形式掀起了抢夺中国铁路修建权的狂潮,仅1898年至1900年3年间,列强对中国的铁路贷款总额即超过了1亿多万元[15] (p185)。面对国家经济利源大量外流的现状,在商部暨农工商部任职期间,唐文治始终将堵塞这种国家权益的漏厄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责任。如上奏请设商会,即是因为开埠通商数十年来,在外资强大的攻势下,华商“势涣力微”,“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厄”,故而借设立商会厚结商力来“挽回”外溢之“利源”[2] (p164—165)。又如请按五等优奖来订立商勋,是鉴于中国每办一事所需用的机器原料,“类须取给外洋”,而中国出口则“仅持生货”,且被洋人用之“一经制造”又贩运来华赚取“巨赢”,故而借奖给商勋激励国人“创制新法新器”,用以“挽回利权”[2] (p167)。再如奏办商业模范银行,是为了筹集资本振兴实业以利挽回利权时能“竞立于商战之场”[4] (p176—177),请设勘矿总公司,同样是“藉保主权而收矿利”[4] (p178—179)……如此等等,无不可见唐文治的目光所向、立场所在。而前述商部成立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又无不表明唐文治他们的种种努力,在保护国家经济利权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其中尤值一提的是作为国家交通命脉的铁路建设。就在帝国主义疯狂抢夺中国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和借款权,实施借对路权的掠夺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狂妄计划之时,唐文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率先极力反对借外债修铁路,积极地推行商办铁路政策。为了保护国家的交通利权,他利用“铁路划归商部管辖”这一责权条件(注:1903年9月2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六日),清政府命路矿事务归商部办理。),一方面频频上奏条规商办铁路诸般政策和措施,一方面积极扶持民族资本努力自筹资金修筑铁路。由于前者,清政府于1903年至1906年间,先后作出了批准农工路矿各公司的开办、《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的制订、《路矿暂行章程》(三十八条)的颁行,以及与美国订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鉴订合同》等等有利于保护和挽回路权的积极行为。由于后者,以前述张煜南倡建的广东潮汕铁路为开端,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接踵而起,数年间,全国即有十多个省成立了集股、勘测、兴筑铁路等事务的铁路公司,使民族资本形成了“一股抵制帝国主义掠夺路权的势力”,并促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办铁路的修建迅即在各省涌起热潮。正是这种收回路权的行动和力量,为后来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历史准备。

    三

毋庸讳言,在列强各国对华侵略行动日益疯狂猖獗之时,而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日益鱼烂肉腐之际,诸如唐文治此等忠公体国之人,虽有匡扶社稷的伊尹之志,亦难以生发出回天之力。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评断,前述种种有关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积极时代意义,从总体上讲,不得不说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因为被时势所限、政局所制,唐文治能够在自己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于其42岁上借母故“丁艰”而买舟归去,与清朝廷作出了彻底的“买断”,并自此而后终其一生,对官场再也不作瞬间的恋顾!而清王朝一度轰轰烈烈的商政变革也就此而日薄西山。为了探明这位历史人物思想观念及其人生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历史成因,并借此了解清末商政变革和商务发展的艰难历程,笔者不得不借助下述文字将其第二次海外出使归来至最终离开清朝官场数年间所受“器重”的情形略作展现。
自第二次海外归来,唐文治日益受到清廷的器重:
1902年。九月初抵京,“载大臣因赴美劳绩,奏保文治以知府记名简放”。
1903年。正月,接任“(外务部)庶务主稿”后,“每八日须进大内一次”;四月,“引见,补和会司员外郎”;五月,“考试差”;六月“引见,补庶务司郎中”;“旋应试经济特科”,惜因“目疾已深”未能工小楷,以致二场“未录取”;七月,“代载大臣议复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八月,“设立商部”,中旬,简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分任左、右侍郎,简文治为右丞并“召对一次”;十一月,商部左丞徐世昌改任练兵大臣,“奉旨简文治为商部左丞”。
1904年。六月中,“在颐和园召对一次”,“皇太后垂询商务甚详,并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此后召见,迭蒙温奖清廉”;冬,草拟《设立商会折》“奏上”,“召见文治垂询”,“皇太后意极游移,文治对以‘商人均有资本,决无流弊”’,“太后始释然,遂邀俞允通行”。
1905年。六月,“奉旨以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是年,“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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