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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而揆厥由来,皆得力于商会”。所谓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然则中国历来于商务从不认真讲求,官商之间、商商之间,互不相闻,隔阂甚深,尤值海禁开弛之后,当各国群趋争利时,“而华商势涣力微,相形见绌,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卮”。所以“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因而谨拟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借以“剔除内弊”、“考察外情”,“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即可“尽保护之力”[2] (p163—166)。
为了使上述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唐文治利用在商部的职责和权限,于其时实业振兴商务发展,作出了诸多积极而有效的实践推进工作。早在代载振议复张振勋所上《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时,唐文治即在实际上开始了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兴办和发展的直接行动。张氏在其所上文字中,表达了其时民族资产阶级兴创实业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要求朝廷放开手脚,允准包括山利、水利、种植、工艺、铁路、矿务等农工路矿实业“招商承办”。根据张氏所请,唐文治提出设立商部的本意,其要即在于“保护开通,决不与商民争利,必痛除隔阂因循之习,始克尽整齐利导之方”[4] (p141—144)。正是依循这一思路,他入部之后所拟定的前述“商政宗旨”,无不归集在保护商民培植商力发展民族经济这一目的上。为了树起劝促民族自营实业发展之风,他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尤其注意其时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影响最大的农、工、路、矿等项实业建设。因此,他从三个方面实践着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工作。
一是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对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仅就推动经济发展而言,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除了上述种种奏议外,他还先后拟就并奏上《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请设立勘矿公司以保主权折》、《请筹拨勘矿总公司官股片》、《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等,向朝廷阐明个人关于促进各项实业的见解,并拟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在《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中,他考虑到商部虽握“管辖之权”,然农工路矿诸务“无一非地方大吏之责成”,故而恳求朝廷谕令地方官员于此等实业务须“会同筹划赞助维持”,并严饬各道府州县“尽力保护毋稍漠视”,同时建议商部派员随时考查,借此上下呼应灵通,“广为董劝”而“力杜弊端”[2] (p172—174)。再如在《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中,他考虑到各地主政人物对诸般实业兴办难免“纷骛不遑”而“敷衍因遁”,奏请朝廷依照欧美日各国为收“群策群力之效”而“多设专官”以利“调查劝办各有专司”的举措,于各省“特设农工商务监督一员”,并附设“提举一员、委员若干”,借以“灵通”商部“耳目”,监督各地对诸般实业“实力研求悉心办理”[4] (p206—209)。
二是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早在宣布商政宗旨时,唐文治就主张要“厚结商力”以培植商家元气。及至上书奏立商会时,他更进一步指出,列强诸国正是得力于商会,故而“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实业振兴经济,“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征诸其时国情,这种思想认识具有极大的现时代表性。如在此稍前,盛宣怀即指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而三者之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5] (p220)。然而传统的重本抑末的贱商习俗和历代厉禁民间集会结社的统治方式,使设立商会之举受到了相当的阻抑。为此,在面对慈禧太后问以利弊时,唐文治条分缕析地提出设立商会对于实业进步的重要性。其合情合理的剖析,使“意极游移”的慈禧终至“释然”,“遂邀俞允通行”[3] (p52)。得此“恩准”,唐文治抓紧机会,随即奏请在北京首设京师商会以动全国视听,并亲自莅会演说,号召商人互相团结,共同担当振兴国家经济命脉之责;同时又以商部名义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阐明商会之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从而使全国“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6]。得此倡导,各地商会应时而兴,到1906年时,全国即有30个商务总会和147个商务分会,会员总数近6万人。至民国成立时,总、分会则增至900余所,会员则达20万人之众[7] (p54—60)。由此可见,其时商会在聚结发展民族经济主体力量的重大作用。

三是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当商部成立之时,唐文治认识到中国商情涣散,非尽力提倡断难振兴,但提倡之事莫过于创立样板以供借鉴。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先后于工、农、路、矿诸方面作出了实验性的创建。其中于工务方面,先是将顺天府开办的分有纺织、瓷器、玻璃、木工等科的京师工艺局收归商部管理,借以收养贫民安排一些劳动力就业,继之又奏请在北京正阳门外设立劝工场,从事有关物品制造,不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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