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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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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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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奖劝工艺开办了劝工陈列所。于农务方面，他于1905年冬奏请将西直门外三贝子废园(今北京动物园)改设农事试验场，计划购置美国棉子、印度茶苗等外国农产品良种进行试验，借此对中国农作物品种进行改良。在矿务方面，他继1904年奏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后，又于1905年夏为“保主权而收矿利”，奏请设立勘矿总公司，并恳请朝廷允准招商承办。在路务方面，他极力反对借外债修铁路，率先推行商办铁路政策，并在粤商张弼士提出筹建三(水)佛(山)铁路和张煜南提出筹建潮(州)汕(头)铁路请求时，积极支持并亲手批准立案。除此而外，他如粤商张弼士请创山东葡萄酒公司，闽商林尔嘉请开福州银行，沪商夏瑞芳请立商务印书馆，沪商虞辉祖请设上海科学仪器馆等等，无不由他极力保奏而得以兴办。所有这些实业建设项目的开办，既增强了民族经济建设实力，更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办创树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唐文治使新立的商部在促进其时民族经济进步和实业发展上切实地起到了“总枢”的作用，故而多次受到清最高统治者“召见”而“迭蒙温奖”，也正是这些事业成绩的取得，使他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关键在于做好“财”、“才”二字的文章，于是他又于1906年三四月间，先后奏上《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和《请调用人员设立储才馆折》。在《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中，唐文治指出，整理商业必以银行为基础。“银行者，所以汇聚资本酌盈剂虚，握商界交通之机关”。遍观列强各国，银行日众，商业日益发达，而国势即日益强盛，故观察一国经济实力之强弱，往往先考察该国银行之多少。然则中国商务涣散，母财缺乏，以致兴办农工路矿各项实业每苦于集款为难，而转以遍布中国各都市的外国银行为筹集资本之所在。为了“挽回利权竞立于商战之场”，中国必须创办起“关系商务命脉”之“商业银行”。为此他还作出如下计划：“以提倡商务筹集资本以振兴农工路矿各项实业为主义”，先于京师筹拨官款并招集商款创设“籍资模范”的“总行”，再在奉天、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开办“树之风声”之“分行”，“俾商人有所取法以后渐次推行”。只有办好这种积财振商的商业银行，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立下发展之基，“商界懋迁自必益臻便捷”，而“交通既便”必然带来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日宏”[4] (p175—178)。比较设立商业模范银行在于为发展实业筹集资财，《请调用人员设立储才馆折》所奏明之事，则旨在为国际交易储蓄经济外交人才。在该折中，唐文治考虑到对外商务之交涉文件“应从主国之制”，建议朝廷为储养这类人才，准允商部特设储才馆一所，“凡有调用人员及凡与有关涉之事，均由该馆经办”。为此应于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国内各学堂卒业或出洋留学卒业的学生中，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商部，一边实习一边进修。数月之后，选留那些才堪造就名实相副者“即时拔擢”，然后对其“专任用”、“严考察”、“优廪饩”，以其养成“真才”，使国家“隐受无穷之利益”[4] (p190—203)。
二
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数年间，唐文治依据自身从列强诸国“见习”到的兴实业振商务的“经验”，结合其时“新政”变革的实际需求，在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上均作出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树，并以一个转型时期封建政府官员难得的“应变”能力，对其时中国实业的推进和利权的保护，在行政操作上作出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杰出贡献。联系后来中国包括农工路矿诸般实业在内的经济变化和发展，其时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具有开拓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时代意义。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一，就是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一贯执行着重士农轻工商的方针政策，既使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传统的贱商习俗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仍然没有任何褪色。所以商部成立和“通商惠工”上谕的颁行，无疑表明清政府已在为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摒除重本抑末传统观念的行动。正是在这样带有历史转折性的时代背景下，唐文治借鉴列强各国“商战角胜驯至富强”的治国经验，就职商部伊始，就继《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之后，连续拟就并奏上《商部章程折》、《订立商勋折》等等一系列关系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性文件。其中《商部章程》的拟订、商部办事权限的确定，以及《商勋章程》和《商会简明章程》的奏行，不仅保护了商人的经营行为，维护了商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厚结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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