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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与清末商政

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了商人的社会力量和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注:据与唐文治同时进入商部任商部右参议的王清穆所言,1905年秋王奉命前往苏、鄂、闽、广等地考察商务时,有华侨商人陈某前来谒见,王“立即延见”,陈某竟“放声号哭”,王莫名其妙,“大骇”之下“急询其故”,陈谓从前“迭次求见商务总办而不可得,今遇商部堂官毫无阻隔”,由是“大喜过望而思及往事悲从中来”(参见王清穆《〈茹经堂奏疏〉序》,《茹经堂奏疏》第2页)。仅此可见商部设立及《商律》颁行前后商人地位的改变及商部官员的处事作风之一斑。)。如在《订立商勋折》奏上并奉旨允行后,状元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即被朝廷依据五等优奖条件而奖聘为商部一等顾问官,从而开启了国人不以言商为耻反以行商为荣的风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部成立之前就开始筹拟的《商律》,在唐文治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考验周详”,终于在1905年夏奏上并颁行,更加使商人的社会行为、身家财产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这部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大法,以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而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从而为商人的正常经营活动,提供了一件行事防身的“武器”,使民族资本的执有者取得了与官资企业的平等地位和权益。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二,就是有助于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中国以农业为主体以手工业为辅助的传统经济日益萎缩瓦解,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工商业经济开始应时而生,但是这种新型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却经历着一条艰难而曲折的路径。遑论列强各国强行输入的殖民资本主义经济对其欺压和掠夺,仅就中国自身的专制封建主义政体对其的压抑和摧残,就使得它有如磐石底下的幼苗承受了巨大的重负。此种情形,既往种种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述多有阐述,既使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设立商务局之时,中国所谓的“商务”,依然处在一种“官有隔绝之势,商无呼吁之门”的“声气不通”“振兴无术”的境况之中。然而商部成立之后,在唐文治等人的积极努力之下,清政府依据前述“商政宗旨”,向各直省将军督抚迭发诏令,要求“恤商持平”,切实做到“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振兴商务”[8] (p9)。尤其前述种种出自唐文治之手的保护和奖劝商务的政策文件,诸如《商会简明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和《商律》等等的奏允颁行,有如拔除了阻塞通道的芭茅,搬开了堵遏溪流的顽石,使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坎坷颠沛之中的民族经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从而进入了自身“初步发展”时期的最佳阶段。据有关史料反映,自商部设立之后,中国的商业股份公司即在各地纷纷诞生并申请登记,到民国成立时,全国注册公司数计达977家[9]。为了说明其时民族经济得到促进发展的大致情形,限于本文主旨及篇幅,现仅就农工矿路诸般实业发展情形摘取数条史料罗列以示:在工矿方面,人们认定的中国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即1895年至1913年间设立的厂矿,其时资本在1万元以上者计有549家,总计资本额为120288千元,比较近代以来即1894年以前历年设立的厂矿,无论家数和资本数都增大了6倍,然而其中在1905—1908年间,新设的厂矿却占有238家,资本额达61219千元,超过了“初步发展时期”总资本额的一半以上[10] (p657)。在路务方面,据统计1903年至1907年间,全国计有15个省开设了铁路公司,着手集股修路。仅就其中集股成效较大的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而言,它们所集股额到1911年时,分别达到1645万元、1513万元和925万元[11] (p1147—1149)。与之相应,轮船航运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到1911年时,南起香港,北迄黑龙江,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已达20家以上[12] (p223—225)。他如农务,在这一历史时段中,一些集股商办的农牧垦殖公司相继出现在苏、浙、皖、赣、闽、粤、桂等省,它们一般都标榜着讲求新法,购置外国农机具进行垦荒、放牧、造林,以及发展棉、蚕、桑、茶等经济种植[13] (p694—698)。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三,就是有助于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列强各国殖民资本的不断侵略和掠夺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利权一直处于一种加速度丧失的困厄之中。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外资在华企业已达190多个,其总资本额已近2千万元[14] (p129—130)。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面临着豆剖瓜分的危机,随着自身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列强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一方面通过巨额赔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勒索,一方面攫取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加强对中国的投资掠夺。到20世纪初,它们在华企业投资的总额已达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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