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
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两个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上。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的传统史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研究领域狭窄，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直到1840年，英国著名史家卡莱尔还在其轰动一时的演讲《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宣称：“世界历史只不过是伟人的传记而已。”[2] (P167)鲁滨孙在《新史学》中，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历史家的通病是“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政治事实的记载”，“喜述最不普通的故事”。他以当时学校通用的历史教材为例，指出在这些教材里，历史已经成为了非常枯燥的帝王将相家谱。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梁启超在其《新史学》中，也对“中国之旧史”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指出这种“旧史”有“四蔽”：“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所有的本纪、列传只是“无数之墓志铭”的“乱堆错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
那么，史学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呢？
鲁滨孙强调“新史学”要脱去从前那种研究历史的限制，“我们此地应当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偏心，引我们专去叙述历代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他举例说，“自古至今，人类的事业有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华丽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我们在历史里，应当包括这几种人类的活动，大家渐渐承认了。但是到如今政治史还是保存他的独尊地位”。[1] (P5，P8)
梁启超早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中，就已提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在尔后出版的《新史学》和《历史研究法》中，更明确地指出史学“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良史应当“为全社会之业影”，“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和”。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和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陈寅恪，虽然没有专文论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王国维、陈寅恪的具体著作来看，其研究对象包括了非常广阔的范围，例如，王国维的“空前绝业”有二：一是殷周社会制度史；二是宋元戏曲史。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着眼点，则主要在四个方面，即文化、种族、家族和门第。[6] (P82—83，P280—281)这些都远远超越了旧史学主要是治政治史的传统，因此，从研究对象而言，可以说中国史学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由于上述变化，史学研究所需的史料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史学以“正史”作为基本史料来源，史料范围十分狭窄，远不能承担起研究对象范围扩展后的史学研究之所需，因此，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史料学的革命。对此，鲁滨孙谈得不多，而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则作了全面和深刻的阐述。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就是王国维在《古史新证》讲义的总论中，从方法论上对“二重证据法”所作的说明，尔后陈寅恪对此又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总结，即“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证”。陈氏对新史学的贡献，更是首推史料扩充。[6] (P261)他明确地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7] (P219)陈氏认为凡于新史料、新问题有所通习者谓之“预流”，否则谓之“不入流”。因此，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是“预”当日史学界新发展之“流”的。[8] (P31)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的根本特征。[9] (P171)在史学中，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10] (P3)
传统史学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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