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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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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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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11] (P15—20)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12] (P3—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1955年以后)，由于突破了历史主义的束缚，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史学才从艺术转变为科学。[2] (P70—139)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范围扩大后的历史的。（注：例如，吴承明指出，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著者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参见吴承明《论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只有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才能胜任新史学提出的要求。对于这一点，鲁滨孙和清华诸史家都非常明确地表述了同样的看法。
鲁氏说“《新史学》这样东西，总可以应付我们日常的需要。一定能够利用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关于人类的种种发明。……这部书所以叫做《新史学》的缘故，就是特别要使大家知道：……历史的观念同目的，应当跟着社会同社会科学同时变更的；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急起直追，去利用新科学里面的新学说才对。所谓新科学，就是人类学、古物学、社会同动物的心理学，同比较宗教的研究。这本书所以定名为《新史学》的缘故，就是要打破俗套，去利用各种新科学上的新学说，而且要使历史同入各种学问革命的潮流里去”。（注：参见鲁滨孙《新史学》，何炳松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梁启超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他在《新史学》中明确指出史学必须求助于其他学科，获得“诸学之公理、公例”。具体而言，“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何一而非主观所当凭藉者！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13] (P10—11)换言之，与史学有“直接关系”的学科相当于今日的社会科学，而“间接关系”的学科则为哲学与自然科学。王国维针对当时“士夫谈论，动诋异端”(排斥外国学术)的现象指出：“在学术上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中国学术界欲改变停滞不前状态，当破除中外之见”[14] (P112)，并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发明光大之道，莫若兼究外国之学说”。[15] (P178)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集中地谈在史学研究中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的问题，但是，他们之所为也出色地显示了这一点。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治学方法时，对王氏的“二重证据法”作了很好的说明，另外也指出王氏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即“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氏很早就向中国学界介绍了康德、叔本华、西季维克等的学说，并且王氏是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的先驱者。陈氏早在留学欧洲时就已指出“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叫乾嘉诸老更上一层。”[16] (P221)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即将此付诸实践。而借助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东方历史语言，正是外国学者借助着“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尤其是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广，例如，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各族就格外注意研究，恰好能解决中国学者忽略的或解决不了的问题。[17] (P235)此外尚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陈氏自己谈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但是，他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理论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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