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
 |
时间：2009-7-24 13:47:31 来源：不详
|
|
|
学年鉴》杂志，后来几经更名，于1947年定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该学派在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第二代学术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参见李伯重《“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载《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 在这里，我们主张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并由此来看当时汇集在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是否可以称为一个学派。清华国学院创立的目的，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已明确地指出是：“(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2] (P27)因此国学院的教师，也是根据这个目的而聘请的。这样，就把一些具有相似学术取向(例如中学和西学并重)的优秀学者集中了一起。同时，国学院的制度也颇有利于一个学派的形成。（注：苏云峰认为国学院的制度系略仿这个传统书院、英国大学制和道尔顿辅导制，不同于当时北京大学国学所的“自由松散”，而注重“密集谨严”。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7页。） 尔后成立的历史系，则是国学院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此，聚集在清华大学的学者，虽然各人研究领域或有不同，治学风格亦自有特色，但是，在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依照何炳棣的总结，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注：何氏并强调在19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做到了这三个并重，而且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参见何炳棣《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8、72页。）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在这个学派的形成阶段即国学院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三位著名史家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他们有许多工作是在他们到清华国学院之前所作的，但是，在他们来到清华大学后，通过教学和同事之间的交流，他们的工作对学界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在此把他们在国学院成立前所作的工作也一并论之。
在鲁滨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没有刻意使用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新史学”来称呼清华史学，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史学，确实是一种与传统史学大不相同的新的史学。因此，可以依据清华学派所倡导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与鲁氏所鼓吹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对比，从中看看清华学派是否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
二、“清华学派”与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
史学研究的根本，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方面的问题，当然取决于史学的基本理念，例如，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等等。不过，后面这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学之外的情况。鲁滨孙认为科学的特点是：一是注重普通的人同普通的事；二是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1] (P6)而史学要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