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前沿”与“中国特色”

传统史学虽有缺失，但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也是20世纪初期国际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传统史学的合理成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历史上的各种制度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制度史研究，主要使用的方法仍然是传统史学的方法。因此，离开了传统史学的方法就谈不上史学研究。
其次，在西方，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已在西方史坛上取得重要地位。该学派强调史料、注重考证，被认为是“科学的史学”之圭臬。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到了19世纪末，以伯因海姆1889年撰写的《史学方法论》为标志，考证学已成为现代西方史学的根基。在中国，到了18世纪，传统史学在精密审定史料方面已有长足进步，特别是乾嘉学派更将此项工作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乾嘉学派高度重视原始文献，对文献文本使用内证、外证的训诂考据方法进行充分考证，以求得真实。乾嘉学派与兰克学派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12] (P2)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9] (P179)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因此，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可以说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19] (P2)余英时则说：“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20] (P184)因此，对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在对传统史学的价值的认识方面，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显然比鲁滨孙深刻得多。鲁氏在其《新史学》一书中，基本上没有谈到兰克学派及其重要遗产，因此，朱希祖在为该书译本所作的序中说：“我看Robinson这部书，都是消极的话——都是破坏旧史学思想的说话。他积极的话——建设新史学的说法——就是第三篇全篇和我上面所举的那几句话。”与此相对照的是，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待传统史学中的精华的态度显然要更为全面和公允。
梁启超早期对“旧史”的批判，在一些方面颇有过火之处。特别是他认为在“新史学”和“旧史学”之间绝然存在着一道鸿沟，既无任何联系，却有对立之势，故以彻底否定“中国之旧史”为目的。其《新史学》在倡言史学之“新”的方面，有首开风气的历史作用；而在批判史学之“旧”的方面，虽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问题，但尚不能作为一种理性的批判来看待。但是，到了1920年代，梁氏对传统学术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先后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重要著作，对以清代乾嘉学派为中心的清代史学作了充分的肯定和系统的总结。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传统史学的态度比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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