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口号以后，虽然学界对此口号一直有争议，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内的许多学者也并不以“新派”自我标榜，但是，以清华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日益壮大，以致于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旋律，却是不争的事实。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史学》，章太炎、夏曾佑、陈黻宸、朱希祖、何炳松等起而呼应。到清华国学院成立后，新史学运动更有了一个基地。1929年，清华大学撤销国学院，建立历史系，从南开大学聘请蒋廷黻为系主任，上述学术取向变得更加明朗。（注：何炳棣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意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参见何炳棣《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8页。）国学院及其后继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先后汇集了李济、陆懋德、张荫麟、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孔繁裔、噶邦福、吴晗、邵循正、王信忠、孙毓棠、周一良等著名史家。他们的学术背景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但都未偏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大师所开辟的学术道路。（注：这种道路就是上引何炳棣所说的三个并重的道路。）不仅如此，清华学派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清华园，例如，陈垣和钱穆两位国学大师。
与有留学经历的大多数清华史家相比，陈垣是一位通常被认为比较“传统”且相对更“土”的学者，许冠三便说他是“土法为本洋法为鉴”。但正如罗志田所言，“其实陈的自我定位恰反之，他在其子陈约之来信上批复说：自己治学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医学方法参用于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按陈氏自己开办过新式医学院，并著有《中国解剖学史料》，他这里所说的‘医学’，当然指的是西来医学，故其受西学影响之大，还当重新认识。傅斯年在与陈寅恪论及‘此时修史，非留学生不可’时，便特别指出‘陈援庵亦留学生也’，与‘粹然老儒，乃真无能为役’者大不相同。”[24] (P162)钱穆虽然在治学方法上更加传统，但是在其《国学概论》于1931年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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