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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译写年代及相关史事探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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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8: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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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ynʧ aj正可对译为“辰三月”。至于前面的“羊年”，则为突厥传统的纪年方式。也即是说，《会见记》的题年，采用的是民汉合璧形式。这个“羊年辰三月二十二日”正是延昌十五年（乙未年，575年）三月二十二日；而ʧy Taʃ-J(i)gɛn都督也便是麴乾固。ʧy Taʃ-J(i)gɛn当就是麴乾固的突厥语名。
高昌地区的汉人本就“兼用胡书”、“皆为胡语”。自建昌元年（555年）开始，麴氏家族与突厥汗国、西突厥汗国的关系更是密切。在这样的情况下，麴乾固取用突厥语名当属极其正常之事。在突厥语中，taʃ为“石头”之意，与“乾固”之意相关；j(i)gɛn为“侄儿”或“外甥”之意，或即指其与突厥可汗的亲属关系。此二词常被用作人名。如在伯希和敦煌回鹘文写本第3046号中便有Mir J(i)gɛn、J(i)gɛn Sïŋʁur、J(i)gɛn Apa等人名[59]；在IB4672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有Ïnal J(i)gɛn，T.Ⅲ号回鹘文木杵文书中有Kɛd J(i)gɛn Tutuq、Qutatmïʃ J(i)gɛn T(a)r-χan、Qumar J(i)gɛn、J(i)gɛn等人名[60]。至于taʃ一词，至今仍常被用作维吾尔族男子之名。
施主出资请人写经，是古人积德、行善、还愿或感恩的最为常见的方式。此类事例在敦煌文献中多有记载。“哈密本”序章有“感赞此等诸种无量善法宝德。我ʧy Taʃ-J(i)gɛn都督恭敬地顶礼膜拜”（第8叶B面12～15行）、“我ʧy Taʃ-J(i)gɛn都督双手合十头顶拱地恭敬地顶礼膜拜”（第11叶B面23～26行）等语，许多卷尾亦有“此经是我们为Taʃ-J(i)gɛn都督的愿望而写的”、“此经是我Taʃ-J(i)gɛn都督为报答弥勒佛而让（人）写的”等语句。
那么，写经施主ʧy Taʃ-J(i)gɛn都督——麴乾固，是因何而行此善举呢？延昌十五年（575年）麴氏家族曾扩建、修葺由麴斌建造的该王家寺庙，并于这一年的九月竣工后刻写《造寺碑》阳面铭文。麴乾固及其突厥妻子Tyzyn“令人塑一尊弥勒塑像，并让人书写《弥勒会见记》一部”的时间为这一年的“辰三月二十二日”。正因为其夫人是突厥可汗之女，当初麴斌建造该庙的起因便与高昌、突厥间休战“交好”、“同盟结姻”事有关，麴氏政权又要维系与突厥汗国的关系，安抚境内的突厥语居民，所以才在扩建、修葺该庙时令人书写这部回鹘文的《会见记》。成书年代明确了，其动因和目的也就不言而喻。
此外，在“哈密本”第三章中还留有一个名叫“统阿”（Toŋa）的人写的两条读后批语：
Taqïqu jïl bir j(i)g(i)rminʧ aj bir otuz(qa)/bu Majtrisimit-ta yʧynʧ kyn-i baʃ-……/oqïju tɛgindim ɛdgy ɛdgy Sadu S(adu)
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天我从头(?)/拜读了这部《弥勒会见记》。妙哉，妙哉，善哉，善哉。
……jïl iki(nti) aj bɛʃ jaŋïqa M(ɛ)n Toŋa/……oqju tɛginip bitijy tɛgintim
……年二月初五，我统阿(Toŋa)/……拜读后敬书。
笔者推测，前条批语的时间为该庙落成后的延昌十七年（丁酉年，57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条批语的时间，为延昌十八年（戊戌年，578年）二月初五。
著名焉耆-龟兹语专家W·B·亨宁教授曾指出：“吐火罗语文献的开始和终结没有准确的日期，通常认为大约是从公元500年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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